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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高科技出老千赌具 赌博罪VS诈骗罪

时间:2018-07-30 14:23 来源: 作者: 丁亚静 点击:

   作者简介:朱法元, 笔名禅一,号幕阜山人。江西修水人。先后出版散文集《沉静的山歌》《最后的圣土》《独行的咏叹》《沉默的军号》,其中《沉静的山歌》获第四届冰心散文奖优秀奖、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另已出版诗集《孤云阁集咏》。Zhu Fayuan牌风如今的山乡, 除了春节期间, 平时确实很宁静。穿村过寨,田野里鲜见农人—现在每年只种一季, 且耕田打谷都有机械, 除草灭虫都是药剂,农民都是半年辛苦半年闲了;村头巷尾鲜有孩童—生得越来越少, 有的随打工父母去了远方,剩下的是少数留守儿童。山乡里真的成了妇女老人的天下, 而他们的生活里, 充斥的几乎就是一件事:关起门来打牌。打牌之于乡人, 已成生活中的不可或缺!三四个人凑到一起,立刻就是一桌麻将或纸牌。就连我这样不常回家的游子回来了, 亲朋好友来看看陪陪, 几分钟不到, 便又坐到了牌桌上。名为陪我,实则成了我陪他们打牌, 而且往往一打就是半日甚或一整天。我在旁边尴尬地看着, 他们为了不使我被冷落, 也会边打边和我拉几句家常,但此时他们的全身心已经投入到了牌上, 和我说话总是有一搭没一搭的, 前言不搭后语, 实际上成了一种负担。我自是觉得索然无味,勉强站上几分钟, 便也借个故, 逃之夭夭了。我于是对那些因打牌误事的传说深信不疑,比如耽误了做饭、耽误了农事、耽误了赶车, 甚或耽误了救火、耽误了接送上幼儿园的孩子等等, 都极有可能。有一个真实的事件,说是一个母亲因迷恋麻将, 听到自己五六岁的小孩失足落水, 别的小孩三番五次呼救, 她都置若罔闻,结果造成惨剧。原来这牌桌的粘力如此强大, 委实令人费解。山乡人打牌, 有三种工具,即麻将、扑克和“上大人”。麻将的打法全国各地大同小异, 都是修长城式,以组合和牌决输赢;扑克一般打的是斗地主和二七王;“上大人”又称纸牌, 由“上大人, 孔乙己, 化三千, 七十士, 尔小生, 八九子,佳作仁, 可知礼”二十四个字构成, 每字四张, 整副纸牌共96张, 所以又叫“九十六”, 按八组排列,亦以和牌定输赢。究其根源, 我们祖宗发明这三种工具的初衷,均属娱乐消遣。关于麻将的起源有多种传说, 如起源于麻雀牌、叶子格戏、马吊牌和郑和下西洋等。但相比之下,我还是倾向于“郑和下西洋起源说”。想想在那看不到尽头的海上漂流的日子里,人们的生活是何等枯燥乏味、百无聊赖。而且还时不时地要搏风击浪, 与死神抗争, 时间长了, 日子怎么打发?于是官兵中忧郁致病的有之,自杀的有之, 打架甚至杀人的有之, 趁船队靠岸时想逃跑的亦有之。郑和心里一定清楚得很, 此时靠命令、惩罚等“堵”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只有发明一些消磨时间、调动兴趣的玩意儿, 才能拢住大伙儿的心, 使之打起精神, 提高斗志,保障航海之旅一路顺风。于是郑和以纸牌、牙牌、牌九等为基础, 以100多块小木片为牌子, 以舰队编制、船上火炮、奖励数额等为序,分别刻了1—9个“条”“筒”“万”, 以航海最需注重掌握的风向为名, 刻了“东”“西”“南”“北”四风,以一年四季为名刻了“春”“夏”“秋”“冬”四块花牌, 以赢者得中、获奖发财、输者空白之意刻了“中”“发”“白”。制成之后,发给各船官兵玩耍。这样, 初期的麻将便应运而生了。扑克的产生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论是韩信为了缓解士兵的思乡之愁, 发明了纸牌游戏,还是荷兰人把纸牌带到海上供船员们消遣;也不论是用于正规竞赛的桥牌,还是斗牛、扎金花、推锅、牌九、三公、斗地主、跑胡子、六胡抢、比大小、拖拉机、德州扑克等听得人头昏的许多种技巧,都属于文化娱乐的范畴。至于“上大人”,则更有一种启蒙教化的功能包含其中。它最早起源于湘鄂渝一带, 是土家人用来教育孩童的识字课本。24个字96张牌,其实就是在讲述大圣人孔夫子的教育佳话。孔夫子是读书人的“上大人”;他姓孔, 在兄弟中排行第二, 也就是甲乙的“乙”, 生辰是己巳年,这样就构成了“孔乙己”;孔夫子教化了三千名好学生, 其中有七十个学问最好的人, 可不就是“化三千, 七十士”么?而七十个好学生中,还有八九个像曾子、子路那样的亚圣人, 这就叫“尔小生, 八九子”;他要他的学生都做好人, 遵循仁义礼智信的规矩:“佳作仁,可知礼”。发明者将这二十四字写在纸牌上供人娱乐, 使人们感悟到其中的人文情趣和义理教化, 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也就在这样的寓教于乐中, 平淡自然地得到了广泛传承。由此看来, 这三种工具确实都是娱乐身心的玩物,本无可厚非。在以前的年代里, 在人们的生活中, 也好像并没有怎么突显过。从文学艺术作品中, 见过民国时期的官太太、富太太们打麻将,就是电影《色·戒》中的那种, 几个闲得无聊又富得流油的女眷, 在又好玩又能勾起赢钱欲望的刺激中,消磨着无尽头的时光。但那也仅是在很小的群体中进行, 广大人民群众是无缘消受的。到新中国成立后, 麻将也归入了黄赌毒之类,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还不见露面, 我的记忆中, 青少年时代还从没见到过麻将实物。扑克倒是非常普及,在过去的农村, 孩童们每每放下书包, 或是放好牛羊, 便拣个角落, 或大门边上, 或老樟树下, 只要有块石头, 几个小毛头就席地而坐,展开角逐—须知他们是没有桌凳之份的, 往往一副扑克也从崭新的打起, 直打到破旧不堪还不肯释手。尽管如此, 他们还是乐此不疲,与小姑娘跳皮筋、跳房子一样, 愉快地度过一段属于他们的无忧时光。遇上雨雪天, 一些年轻人也会凑在一起玩上两把, 不过玩得并不多,他们多数时间还是在忙着打草鞋、修犁耙等, 为晴好天气下地干活做着充足准备。那时扑克的打法也很简单, 无非是接龙、争上游、升级等两三种,后来才不断发展到拖拉机、斗地主、二七王等, 单纯的游戏也逐渐从钻桌子、贴纸条演变成了赌博性的博弈。从前听到“穷有穷的忧愁, 富有富的烦恼”的说法,总是不屑一顾, 心想没饭吃没钱花才是烦恼, 富有了, 乐都乐不过来, 有何烦恼?现在看来, 那说法未必没有道理。如今的山乡,与三四十年前相比, 可不真是富了么?打工有钱赚, 作田不驮嗨, 不愁衣食住, 就愁冇处戏。以前文化活动单调,却有个盼头。放场电影像过节, 爬山越岭几十里也要去看, 一个片子反复看也不厌;有场花鼓戏、宁河戏, 更是稀罕不已,就是“文革”中的现代戏, 也看得津津有味;到了年关, 便都盼着戏花灯, 那锣鼓一响, 鞭炮一鸣, 全村人立马围在地场上,有些年轻人还嘴上叼着烟, 肩上坐着细伢崽, 跟着跑几个村庄。就连平时听讲古、打剁嘴、拖禾桶打呜呼, 也都屁股夹得线断,劲道很大。可现在的文化生活, 说丰富确是丰富, 一台电视机, 把影视、戏曲、音乐、综艺、新闻等等等等, 恁是什么明星、大咖,高档的、前卫的, 统统一网打尽, 再想回到从前玩的看的, 就没有兴趣了。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看电视, 又把人们看得腻歪了,年轻人又把兴趣转到手机上去了, 于是那些无聊的中老年人便转向了麻将扑克, 带着钞票, 带着赢钱的欲望,一头扎进了牌桌。我真的惊讶于牌桌的巨大魅力。记得有一年央视名嘴白岩松损了一下成都,说在飞机上听到哗哗的麻将声, 就知道成都到了, 于是成都人打麻将出了名。现在看来成都人算老几?走到山乡, 可以说,凡有人群的地方必有牌局!人不分男女, 时不分昼夜, 季不论夏冬, 钱不论多少, 打牌简直成了一种职业、一个嗜好、一身重瘾, 不可遏止,不可收拾。有时我也好奇地问他们:“这牌桌怎么如此有吸引力?”他们说:“不打牌你叫我们干什么呢?”想想也是, 现如今农村人闲得发慌,很多人几乎一年到头不需要也不愿意下地劳动, 就连蔬菜也不种了, 宁愿花钱去买那些大棚种植的用农药化肥催生出的菜吃。以前的炊烟早不见了,烧火做饭从砍柴到烧煤再到用天然气, 与城里一样, 需用的劳力就是拧一下开关。就是有些人意识到动少静多, 身体健康开始受到威胁,便也学习城里人, 早起跑步, 晚跳广场舞, 那也是一两个钟头的事, 大量的时间还是要消耗在牌桌上。加上如今都不差钱, 赢了心里高兴,输了也不很心疼, 这吸引力倒是慢慢在增强, 打牌的劲儿不断地在增大。这一道牌桌风景, 从二十世纪末以来,恐怕已经遍及全国各地, 风行所有乡村。无论走到哪里, 最常见、最普遍的休闲活动, 就是打牌, 好像除了打牌,就无事可做、无处可去似的。任何事物, 一旦成了风, 且范围广、时间长, 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就会成为一种风俗,流传深远。对中国的牌风, 不好做出评论。说不好嘛, 它基本上不违法不乱纪, 虽然多数具有赌博性质, 但总体上还是以娱乐为主的,有钱的多打, 没钱的少打。既不危害社会治安, 也不妨碍社会稳定。人群主要是中老年人,很多地方的老年人活动场所、乡村和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 都配备了数量可观的场地和牌桌, 为中老年人提供打牌的条件,可见这种活动也已为有关组织所认同。说好嘛, 这牌风一起, 经久不衰, 却又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忧。牌风盛行, 使一些牌瘾重的人夜以继日,废寝忘食, 久而久之, 各种疾病便找上门来, 逐渐地形成了一种“麻将综合征”, 于身体很有害处。还有一些不良分子, 见机打起了歪主意,设置赌局, 赚老年人的钱。事实上最好用的扑克牌作弊器。他们走村串乡, 穿插于牌桌之间, 先以小利引诱老年人上钩, 然后逐步把赌注加大, 利用老人们眼花手慢的特点,使出手段, 像抽水机一样吸干老人们的钱财。他们赚了打牌人的还不够, 还要引诱旁观者, 搞一种叫“滴麻油”“押砣子”的把戏,也就是看的人在旁边押赌注, 打牌人输了, 他们便也跟着输钱。村人说, 现在山乡有一个怪圈:年轻人在外打工赚几个苦钱,一片孝心寄给父母;父母节衣缩食舍不得花, 却在牌桌上大把大把地挥霍, 都被那些流民浪子赢了过去;手中没钱了,还是靠打工的子女寄来血汗钱。这样周而复始, 不知何日是尽头。这不能不使人陷入困惑。人们总是习惯性地把牌风归罪于赌博,可又怎一个“赌”字了得?从有记载的人类历史开始,赌博就已经是一种极为盛行的娱乐活动。公元前3000年就出现了掷骰子游戏;从永动机演变而来的轮盘赌, 经过上百年的不断完善,现在已经是全球最热门的赌博游戏;如今赌城几乎遍及全球, 著名的如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中国的澳门、南非的太阳城、摩洛哥的蒙地卡罗等,不说妇孺皆知, 绝对是家喻户晓。几千年来, 赌博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并改变着人类的命运,它启发数学家创造了概率理论;它给文学家提供了创作题材;它甚至告诉哲学家一个命题:人生就是一场赌博, 世界是一个大牌局,整个人类都遵循着一种同样的游戏规则。赌博最早只是人类纯粹的游戏消遣, 只有当它与功利意识合流的时候,才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博弈行为。当人类的功利意识开始萌动的时候, 赌博也就应运而生。它是人类深层精神活动的体现, 更是一种竞争,一种对自我判断的比赛, 一种人性弱点的膨胀。若从深层次思考赌博, 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当今风靡全国的牌风呢?我不由得把思绪倒回到千年之前,然后在历史的长河里找寻太平盛世的乡村景象, 看除了打牌赌钱, 还有哪些不同。先看三千年前的周朝吧。《诗经·七月》中, 有“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 遵彼微行, 爰求柔桑。春日迟迟, 采蘩祁祁”的记述, 那种悠然农桑、尽享劳动之趣的情景历历在目。而东晋的陶渊明,宁愿弃官不做, 过着“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晨兴理荒秽, 带月荷锄归”的田园生活, 与农人“过门更相呼, 有酒斟酌之”的日子,不是很惬意么?在初唐王维的《渭川田家》中,乡村画面是这样的:“斜阳照墟落, 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 倚杖侯荆扉。雉雊麦苗秀, 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 怅然吟式微。”你看, 斜阳下, 牧童、老者、妇女,以及农民们扛着锄头在一起闲谈的情景刻画得细致入微。在王驾的《社日》中, “鹅湖山下稻粱肥, 豚栅鸡栖半掩扉,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描述太平盛世的乡村社日, 俨然有小康社会的景象。宋朝翁卷的《乡村四月》,以白描手法展示了一幅江南农村初夏时节的景象:“绿遍山原白满川, 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 才了蚕桑又插田。”从景和人的对应中,交织出一幅色彩鲜明的图画。宋朝人茶余饭后不愁没有休闲, 斗蟋蟀、捶丸、商谜、马球、相扑在宋朝都很流行。当然最有名的全民运动当属蹴鞠,“宝马嘶风车击毂, 东市斗鸡西市鞠”, 是城里人的场面;而“乡村年少那知此, 处处喧呼蹴鞠场”,则描画出了农村人对蹴鞠的热情。就是元朝, 盛世景象的展现, 也屡屡见于时人散曲, 就连明朝人贾仲明也称道不已:“元贞年里,升平乐章歌汝曹。喜丰登雨顺风调。茶坊中嗑、勾肆里嘲:明明德, 道泰歌谣。”杜仁杰的一首散曲《耍孩儿》,曲中真实描述一个庄稼汉看戏的情形, 开篇就写道:“风调雨顺民安乐, 都不似俺庄家快活。桑蚕五谷十分收,官司无甚差科。”曲中的庄稼汉口袋里有了钱, 不但“来到城中买些纸火”, 而且还要去看戏, 看到精彩处“大笑呵呵”, 谁知人有三急,到后来“则被一胞尿, 爆的我没奈何”, 但是戏很精彩, 舍不得离开, 于是“刚捱刚忍更待看些儿个, 枉被这驴颓笑杀我”。真是惟妙惟肖,令人忍俊不禁。考察史上各个太平盛世的民众生活,我竟然没有发现一个打牌赌博成风的记述, 而骚人墨客们描写得最多的, 是文化的多样性,尤以曲艺、山歌、地方小戏、民间体育、民间艺术等文体活动为甚。这些活动的形成, 最初自然是缘于人们在劳动中自发的表达, 可长此以往,必有教化蕴含其中。不论是国家层面, 还是地方层面, 离开了当政者的倡导、鼓励、组织、推动,良好的民风民俗是难以形成的。这就给了我们极大的启发:休闲娱乐是人类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需求, 什么东西适合他们的胃口,他们就玩什么。文化花样多, 活动丰富, 他们就会各取所需, 各尽所能。久而久之, 不仅能培育出良好的风尚, 还能涌现出杰出人才,产生各具特色的地方风俗, 进而形成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之, 文化生活单调枯燥, 无事可乐, 无处可玩,牌桌自然就成了他们的不二选择了。这样看来, 牌风的兴衰, 却反映了一个不可小觑的社会现象, 提出了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不能不引发深刻的社会思考, 不能不引起各阶层的高度关注。据说夏禹的属下仪狄发明酒后, “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 禹饮而甘之, 遂疏仪狄, 绝旨酒, 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我就想, 大禹喝酒的时候, 既然感觉味道好极了,为什么又做出那么可怕的预言呢?可见一样东西问世, 其本身并无好坏之分, 关键要看怎么使用。孙思邈发明了火药,用得好时成了夜空绽放的美景;用得不好就成了杀人武器。听说暗黑破坏神2赌博作弊。德国科学家奥托·哈恩发现了核裂变现象, 后人用于建造核电站、核动力舰船等,就有益于人类;而用于制造核武器, 就是人类的灾星。饮酒恰到好处, 就是消愁解忧、提神醒脑的美味佳肴,还能舒筋活络、强身健体;如若过量, 就会伤身害体, 因酒误事, 严重的可不就是亡国丧邦么?由此可见, 麻将也好, 纸牌也罢,本身于人并无害处, 只是与一“贪”字结合, 才会有伤风化, 贻害社会。善良的人们, 总是期望有一种力量, 能够遏制人的贪欲,净化人的心灵, 让社会变得纯净, 让世界变得美好!我从电脑里抽身出来,耳边厢却又传来了哗哗哗的麻将声。戏韵锣鼓声在热闹地响着, 时而不急不慢,有板有眼;时而疾如风雨, 倾盆而下。看戏的大都知道, 这是戏班子在招揽观众, 属于开台锣鼓。我时不时地回头扫视一遍,见人群逐渐汇聚。陆续进来的人中, 有提着小木椅子的, 有牵着娃儿的, 也有成双成对像小情人的, 不久,祠堂里就快坐满了。场上一片嘈杂, 有的高声喊叫, 呼朋唤友;有的窃窃私语, 弯着手掌当扩音器, 贴近对方耳边说着什么,其实也是在大声呼叫, 听者则梗着脖子, 最大限度地扩张着听力, 不时点点头, 脸上变化着各种表情。我沉浸在这热闹异常的氛围里,感到既熟悉又陌生。数十年前的孩童时期, 每年总会有一两次这样的场面, 令我陶醉其中。“拉大锯, 扯大锯, 姥姥门前看大戏”,可见看大戏是孩童生涯中一件多么快乐多么幸福的事呢!阔别多年, 进入暮年后, 又一次享受到这个氛围,怎不叫人乐乎快哉!锣鼓声还在震响, 超强的分贝直冲屋顶。我一点也不觉得吵闹,由于不便与友人交谈, 我便抬头四顾, 饶有兴味地打量起这间祠堂来。这是一间古老的祠堂, 进来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翘檐耸角之间, 八字大门上方, 青石板上刻有“余氏宗祠”四字, 乃是当地余姓祖堂。里面的格局, 与中国绝大多数祠堂相似,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祖堂, 正面北墙下, 是一张砖砌的长案, 案上摆放着宗族祖牌及香炉等祭拜之物, 案下有一方形开口,里面供奉着社岭菩萨和土地公公, 人们祭祖时, 同时也要给这两个神位烧纸上香。祖堂的右边, 还有一副神轿, 里面端坐着一位木雕神像,慈眉善目, 神态安详, 乃余家至尊祖上, 号称“余太公”。据说余家戏班子外出演出, 都是抬着这副轿子前往的,接戏的人家也是以接奉余太公之名义, 属于接香火之列。下层上方, 是一个戏台, 正对着上堂的列祖列宗, 说明在这里演戏,不仅是演给观众看的, 也是演给祖宗看的。整个祠堂雕梁画栋, 精致典雅, 尤以木雕画见长。由于年代久远, 那些彩色的雕刻都已暗淡,整个显得有些灰黑, 唯有两块刻着“天马背印”“麒麟吐书”的大匾, 却是白底黑字, 刚劲挺拔, 高悬在上堂大梁两边,分外醒目。我不明其义, 友人解释, 说“天马背印”为此地风水地名, “麒麟吐书”则是其宗族的荣耀。据说这余氏一族,史上曾出过三个太师五个尚书, 确实是个了不起的大家族。锣鼓声在一阵“急急风”之后戛然而止,观众席中的嘈杂声也跟着由大到小由小到无, 霎时归于安静。主持人宣布演出开始, 演出剧目是传统宁河戏《大登殿》。剧情在旧时流传甚广,几乎家喻户晓, 妇孺皆知。后唐太师千金三小姐王宝钏绣楼招亲, 绣球打中了卖花郎薛平贵。三小姐看中了卖花郎, 不顾全家人的反对,与父亲三击掌, 毅然断绝父女关系, 委身穷汉子, 离开富得流油的太师府, 住进了一座破窑, 艰难度日。后来薛平贵时来运转, 投军征战,被西凉国公主代战女招为驸马。国王驾崩之后, 他接班掌权, 反破唐朝, 登基为君, 坐了天下。据说该剧初创为秦腔, 后以京剧闻名,并为很多地方剧种移植。全本名为《红鬃烈马》,由《彩楼配》《三击掌》《平贵别窑》《探寒窑》《赴三关》《武家坡》《算军粮》《银空山》《大登殿》等部分组成。此次的《大登殿》属宁河戏移植剧目,由宁河戏嫡传戏班余氏春林班出演。这场戏其实是我特意点的。时值清明佳节, 游子返乡扫墓。我跟友人说, 我有一个心愿,想专门到全丰镇看一场宁河戏。友人齐声响应, 约好4月6日清明翌日下午前往, 点戏的钱由我出,家住全丰的水明先生管饭。我的宁河戏情结由来已久, 真正引我动心的,还是一年前的一次心灵穿越。也是清明时节, 我和修水文化名人戴逢红下乡采风。到全丰,便谈起了宁河戏。因为宁河戏相传六百余年, 至今已是风雨飘摇, 苟延残喘,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创办的县宁河剧团早已解散,仅剩五个民间案堂班, 还在苦撑着坚守阵地。而这五个班中, 全丰镇就占了两个, 一个为余姓的春林班, 一个是戴姓的凤舞班, 且都很活跃,终年在外巡演不停。我于是提出要去探访一番, 逢红便带我来到了余家祠堂。其时余家班已外出, 且在几百里外的湖北崇阳演出,没有预约, 一时自然难以回来, 观看节目的愿望是泡汤了。接待我们的是老班主余黄轩, 老先生年逾古稀, 身板仍很健朗, 步履稳实,精神矍铄, 谈说间眉飞色舞, 挑起一脸菊纹。他是宁河戏的戏骨, “文革”后1980年恢复春林班, 他就是班主, 直到老迈年高干不动了,还在班里做些后勤工作。真叫生命不息勤奋不止。菊花茶飘出的香味是那么熟悉, 那么好闻。透过木窗棂,我看到地场上的小鸡们, 正在低头觅食, 池塘里有鸭子嬉戏, 田野里红花草低调地开着紫色的小花, 远处的大湖山郁郁葱葱,巍然挺立。余老用他亲切的乡音, 娓娓道着宁河戏的前世今生。六百年前, 宁河戏进入了成熟期, 基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社会上拥有了自己的受众群体, 奠定了自己的稳固地位。余老从里屋搬出来一个大本子, 本子的纸张已经发黄, 指头拨动稍微用劲,就会出现破痕。高科技。本子上有笔迹不同的文字, 一段紧接一段, 都是写的接戏契约:信人某某,立许余公法显、法广二大真人合案, 永年香火一晚。落款为某地某族,有的还添上一句“永保合家清吉平安事”。立约年代均是光绪、道光、同治年间,最早的距今300余年;地址近的遍及修水县高、崇、奉、武、仁、西、安、泰八乡,远至湖北崇阳、湖南平江、江西武宁等地。这样的“合同”共计约300多个, 至今个个有效, 代代忠实履行。除非信人已绝, 凡有后代的,几乎家家热忱接戏。演出之前, 都要虔诚拜谒余太公, 香火燃烧, 鞭炮齐鸣。因为分布太散, 距离遥远,余家一个班子不可能在一年内家家演完, 只得与各位信人约定, “每年”改为“每两年”, 就这样, 他们从1981年起,每年演出都在200场以上, 至今不衰。我翻阅着这些古代的“合同”, 心中满是踌躇。一直以来,好像很多人对西方的契约制推崇备至, 似乎中国是个不懂契约的国家。其实在中华传统文化里, 契约就是一个“信”字。信守约定, 诚信待人,既是儒家的一贯训导, 也是儒释道“三教合一”之后形成的传统文化核心内容之一,并且早已成为民族的道德规范。如果说“季布挂剑”只因自己的心中许诺便执着践约, 显得有些难以理喻地感动的话,那么“尾生抱柱”的信守爱情约定, 就坚定得有些叫人瞠目结舌了。历史上诸如此类的故事是否属实姑且不必计较,起码说明我们祖先对“诚信”二字是看得无比高重的。民间的“一诺千金”“许神成愿, 许钱成债, 许人一物千金难移”等等俚语俗话,几千年都在念经似的训教传承。眼下这些民间的立约, 我粗算了一下, 都已过了十五六代了。这么多代的后人,仍是这样忠诚地履行着祖上的约定, 而且还在生生不息, 代代传承, 他们究竟为的是什么?毋庸讳言, 古老的宁河戏,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 已经没有多少吸引力了, 以至于春林班、凤舞班们在演出中, 不得不在正戏的前后, 加进一些现代歌舞,以吸引观众。但信人的后代还是毫无厌倦之意, 还在虔诚地接戏看戏,为的不就是那一纸永年“合同”、那一份祖上留下的忠实信守么?只是近几十年来, 一切向钱看、金钱拜物教的盛行,才使得构筑了几千年的诚信长城轰然倒塌, 中华传统美德被破坏得惨不忍睹。诚信至上, 正是家里的瑰宝;金钱至上,才是外来的糟粕。这一黑白分明的道理, 是到了国人应该清醒、明白的时候了!我深深感叹于故乡先贤的智慧。宁河戏从魏晋时的傩舞发端,到明末清初从徽班中吸收吹腔、昆腔, 从汉剧中吸收西皮, 从宜黄戏中吸收二犯, 兼收民间小调, 遂以汉剧皮黄为基础, 结合高腔、二凡等,设计出悠扬高亢、低回婉转的唱腔, 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戏剧。同时在以北方方言为主的基础上, 糅合进当地幕阜山方言,使念白富有美感。伴随唱念做打, 还有许多舞美技巧令人惊叹。比如表演骑马, 演员有时不用马鞭, 仅以蟒袍前摆做马头, 后摆做马尾,生动地表演骑马上岭下坡及行走奔跑之状。宁河戏亦有变脸, 但与川剧不同, 川剧是要戴上面具的, 而宁河戏则不需面具,别有高超技能。在《杨戬救母》一剧中, 杨戬从人到神的转变, 就采用了高难度的变脸技巧:预先在鞋尖上用油彩画上一只眼睛,在手中的碗里撒上银珠粉, 表演时一个正面踢腿, 就把眼睛印上了额头, 对着碗里一吹气, 银珠粉便沾在了脸上,于是一个眉清目秀的白脸少年, 顷刻间变成了三只眼的红脸二郎神。这一切均在一场戏中完成, 这在其他剧种中甚为鲜见,没有过硬的功夫也是难以办到的。宁河戏生旦净丑文武兼具, 唱念做打完整成套, 剧目多达四千余种,可见其兼收并蓄、包容大度的气概何等非凡。以一山区僻壤之县, 能开创出流传千载、经久不息的剧种, 居于江西七大剧种之列,不能不令我等山人为之骄傲和自豪!《大登殿》是一出热闹戏, 人物多, 角色全,舞台上走马灯似的, 你方唱罢我登场。青衣的婉转, 老旦的铿锵, 小生的激越, 老生的悠扬, 都是那么声情并茂,酣畅淋漓。尤其是花脸出场, 响板骤起, 胡琴紧拉, 一声高腔, 震惊四座, 赢得满堂喝彩。我不知道太阁立志传5武士攻略。我忽然感到, 此时此刻, 我已进入历史隧道,置身于千百年前。这古老的祠堂, 这满堂的雕刻, 都慨然复活了, 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 竟都幻化成一个个观众, 坐在祠堂里,坐在我的身边。我也一样, 头戴瓜皮帽, 身穿长袍马褂, 抑或头戴紫金冠, 身穿大襟袍, 袖子里掏出一把折扇, 扇子上是唐伯虎的山水,抑或郑板桥的花草, 还有那超然世外的“难得糊涂”字样。我和着京胡响板的节奏, 沉浸在抑扬顿挫的咏叹中, 手敲桌面, 摇头晃脑,一时间物我俱无了。茶味回山里老家休养, 因习惯了喝工夫茶, 便带去了茶具茶叶,还特地购置了一套茶桌茶椅, 非洲花梨, 宋式风格, 想在山里人眼里, 恐怕也是新鲜玩意儿吧。我的茶室是在楼上, 村人来玩, 一般只在楼下站或坐一下,喝一杯家乡的“修水茶”。修水茶非常独特, 绝无仅有。那是一种以绿茶为主料, 加上盐菊花、炒芝麻、炒黄豆,喝完茶水后又吃尽底料的吃法。精致些的还会加进腌制的桂花、炒花生米、干花椒等。茶一端出, 便有异香扑鼻而来,满室生辉。那一口“特制小吃”, 真的是别有风味, 妙不可言, 外地人是想都想不到的。我至今不知道这种独特的“茶艺”源于何时,也许来自远古, 因为这里地处幕阜山脉深处, 是老祖宗伏羲、神农的涉足之地, 他们曾在这里尝百草、推八卦,其中研究出一种有食疗功能的茶饮也是极有可能的。你看, 茶叶清心, 菊花明目, 花椒滤湿, 芝麻、黄豆补气益肾,都是保健品。难怪修水美女多寿星多了。我想山里的人们喝惯了修水茶,肯定不会喝工夫茶的。记得以前亲戚进城, 我请他们喝咖啡, 都说一股煳味, 就像喝烧米汤,难喝死了。你知道网络真人龙虎视频合成。烧米汤是山里人治疗气滞胃胀的土方子, 把大米用黑布包了, 用火钳夹着, 放火炉里翻滚烧焦, 然后泡水喝下,非常见效。不料我的想法大错特错。几天后, 我试着邀几个年轻人上楼喝茶, 才发现他们对茶道熟悉得很, 不仅能喝,而且喝得出不同茶种的特色, 还有各自的偏爱。比如飞就说铁观音味道好, 喝过后口里有回味;兵就认为红茶色亮味淡, 特别是修水的宁红,一股清香, 比浓烈些的金骏眉要强些;而革却坚持说只有普洱最棒, 那琥珀色的茶汤, 那入口的甘甜, 没得说, 还说普洱温胃暖胃,降压降脂, 好处多着呢!我感叹于如今的社会发展, 城乡差别几乎没有了, 山里的变化真是神速。特别是如今的年轻人, 走南闯北与时俱进,不比城里人差。好在我各种茶都带了些, 轮换着泡, 也就各得其所了。令我惊奇的还有缘, 他有一手高超的泡茶技巧, 使用茶具有条不紊,得心应手, 反令我目瞪口呆, 暗暗称奇。飞说缘的家里也有茶室的, 还藏了点好料呢。缘于是说, 就是不好意思请我, 如能光临他家,不胜荣幸。我也说哪天一定登门拜访, 只是一推再推, 终是没有去成。喝茶是要讲究茶友的。独饮当然也有独饮的风景,但多数时候还是“二三子”共饮为佳。在城里, 是与文友相约:“客来正月九, 庭迸鹅黄柳。对坐细论文, 烹茶香胜酒。”回到山里,又是一番气象:“半壁山房待明月, 一盏清茗酬知音。”一壶茶, 一点佐茶果品, 无非是花生蚕豆土产土货, 一顿瞎聊, 天扯地扯,那真是天地人三不管, 绝对自由。尤其是我们这些在城里待久了的山里人, 耳闻亲切动听的乡音, 眼观窗外山水田园景色, 脑无烦杂,心无挂碍, 不就是神仙日子么?我的几个山里茶友中,缘是来得较多的。缘是个憨厚人, 虎头圆脸, 左边发际上有一大块伤疤,用长头发巧妙地遮盖住, 说是小时候不慎跌进火炉, 差点烧死。他性格温和, 待人谦恭, 一张笑脸极具亲和力。喝茶时他的话不多,总是一边听人侃大山, 一边咂巴着嘴唇, 真像在琢磨岁月, 品味人生, 看得出是个有着不凡经历的人。他原本是个木匠, 做得一手好木工活,脱师不久, 他接的活计就超过了师傅, 一年到头不得空, 赚钱是农村顶尖的角色。忽然有一天, 他坐不住了,他发现山乡维持了多少年的经济格局, 突然被打破了。过去做艺匠最赚钱, 可如今苦干一年,也抵不了外出打工的两三个月。眼看着人们春天出去, 冬天一到, 那票子就雪片似的飞进了山。多少穷人开始了“三大事”的实施:买地盖房,从破旧的屋子里搬进了两三层的平顶房;娶媳妇办酒席, 礼金成千上万地往上涨;为祖宗八辈做道场, 讲究九张字十三张字,花费都是以万计算。人们都在热情洋溢地追逐这些, 把年轻人一个个都赶出山去。于是缘不干了, 他要审时度势,赶上潮流。不过他没有去南方沿海城市, 而是到了省城南昌, 选择了装修行当。他发现城里的变化更惊人, 政府卖地, 城里人买房,后来农村人也被引进城里买房, 都在不顾一切拼了老命。他想这装修的市场多大啊!他要凭自己的一技之长,打出一片天地。缘很机灵。在装修界混了几年后, 他突然来了个华丽转身,搞上了医疗器械买卖。他说装修越来越不好做了, 利润率低不说, 城里人的眼界也越来越高, 挑剔得很, 不好伺候。可医疗器械干了不久,他又退出来了, 还是捡起了老行当, 只不过这回他是杀回了老家, 注册了一个公司, 经营范围一大串, 农工商贸一应俱全。既搞装修,也搞贸易, 还在家乡投资承包了几千亩田地, 用来种植药材。喝茶时, 我对他说,你也算是黄龙山下一个不小的老板了。缘摇了摇头, 淡然一笑。我感觉这笑意十分复杂,内中有诡异, 也有无奈, 还带了几分气愤。我连忙换了个话题, 说这年头做什么都难啊。他喝了盏茶, 使劲儿咽了下去,好像是咽下了一杯苦酒。许久, 他才轻轻地叹了口气, 说:“别的难我都不怕, 就是跑关系伤脑筋。”他说除了小打小闹的家装外,无论干哪一行, 要接到一桩业务, 要么参加招投标, 要么经权力部门审批。招投标以前是定向的, 甲方把特殊条件一设定,不是预先内定的再有本事也中不了标。后来国家不准设特殊条件了, 又产生了围标, 围标也是有讲究的,经常花了许多钱却围不到。审批就更微妙了, 往往菩萨拜遍, 到处打点, 还是不如人家。我问现在好些了么, 他又露出一丝苦笑, 低了头,闷喝一盏, 然后岔开我的话题, 只说了句:“水太深了, 没哪里有例外的!”我于是想起了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老话题,想起了一片药一个医疗器械几十倍上百倍卖给病人的可恶现象。记得我的一个亲戚, 名牌大学毕业, 想靠本事吃饭, 于是不去考公务员,投资开了个公司, 专营洗衣设备, 心想这个领域应是公平竞争的, 凭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取胜是没问题的。不想一上手就傻眼了,他成了唐僧肉, 谁都要咬一口。虽说能赚些钱, 可那种低头求人的屈辱他实在受不了, 几年之后, 他洗手不干了, 考了个事业单位,工资不多, 却能抬头挺胸过日子。他说有了这个对比, 才知道什么叫尊什么叫卑, 什么叫屈辱什么叫体面。我陷入了困境。心想这叫什么事?社会上没有了有效的规矩,没有了可控的秩序, 还是权力至上, 而且有恃无恐阳奉阴违。最新高科技出老千赌具。这样的人渣无处不有, 叫老百姓怎么活?缘就是这样, 生活把他逼出了山,又把他逼了回来。回来也一样, 还是要有关系, 要靠打点, 要低头弯腰, 要见人矮三分。难怪有人说进入商场, 能改变性情,再刚烈的性子也会变得柔弱圆滑。就像进了精神病院的患者, 出来后没有不孱弱的。我抬头望向对面的山林, 但见那些参天大树,都以其巨大的树冠, 霸气地挺立着, 奢侈地享受着阳光雨露, 而那些小树小草, 就只能在夹缝中艰难地求生存了,是那么可怜兮兮、弱不禁风, 多数都是遭受夭折的命运。我邀缘常来喝茶, 不必见外。许是谈得来的缘故,缘只要一放下手头的事儿, 也会时常过来。我们一同品着茶味, 各自想着心事, 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着。我总觉得那茶喝时少了甘甜,多了苦涩, 待到喝后细品, 又品出了一丝香味儿, 好像是希望, 是寄托。缘会吸烟, 可从不在我茶室点燃。我多次叫他尽管吸, 我不介意,他只是笑笑, 有时实在烟瘾来了, 就借故出去, 匆匆吸一支再进来。久而久之, 我对缘的好感与日俱增, 这里面有敬佩, 有同情,甚至有深深的怜悯。每当闭上眼睛, 总觉得在哪里都能见到这张脸:宽厚、慈善、负重、伤痕累累,却又透出坚毅、沉稳、倔强……

作者简介:朱法元, 笔名禅一,号幕阜山人。江西修水人。先后出版散文集《沉静的山歌》《最后的圣土》《独行的咏叹》《沉默的军号》,其中《沉静的山歌》获第四届冰心散文奖优秀奖、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另已出版诗集《孤云阁集咏》。Zhu Fayuan牌风如今的山乡, 除了春节期间, 平时确实很宁静。穿村过寨,田野里鲜见农人—现在每年只种一季, 且耕田打谷都有机械, 除草灭虫都是药剂,农民都是半年辛苦半年闲了;村头巷尾鲜有孩童—生得越来越少, 有的随打工父母去了远方,剩下的是少数留守儿童。山乡里真的成了妇女老人的天下, 而他们的生活里, 充斥的几乎就是一件事:关起门来打牌。打牌之于乡人, 已成生活中的不可或缺!三四个人凑到一起,立刻就是一桌麻将或纸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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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我这样不常回家的游子回来了, 亲朋好友来看看陪陪, 几分钟不到, 便又坐到了牌桌上。名为陪我,实则成了我陪他们打牌, 而且往往一打就是半日甚或一整天。我在旁边尴尬地看着, 他们为了不使我被冷落, 也会边打边和我拉几句家常,但此时他们的全身心已经投入到了牌上, 和我说话总是有一搭没一搭的, 前言不搭后语, 实际上成了一种负担。我自是觉得索然无味,勉强站上几分钟, 便也借个故, 逃之夭夭了。我于是对那些因打牌误事的传说深信不疑,比如耽误了做饭、耽误了农事、耽误了赶车, 甚或耽误了救火、耽误了接送上幼儿园的孩子等等, 都极有可能。有一个真实的事件,说是一个母亲因迷恋麻将, 听到自己五六岁的小孩失足落水, 别的小孩三番五次呼救, 她都置若罔闻,结果造成惨剧。原来这牌桌的粘力如此强大, 委实令人费解。山乡人打牌, 有三种工具,即麻将、扑克和“上大人”。麻将的打法全国各地大同小异, 都是修长城式,以组合和牌决输赢;扑克一般打的是斗地主和二七王;“上大人”又称纸牌, 由“上大人, 孔乙己, 化三千, 七十士, 尔小生, 八九子,佳作仁, 可知礼”二十四个字构成, 每字四张, 整副纸牌共96张, 所以又叫“九十六”, 按八组排列,亦以和牌定输赢。究其根源, 我们祖宗发明这三种工具的初衷,均属娱乐消遣。关于麻将的起源有多种传说, 如起源于麻雀牌、叶子格戏、马吊牌和郑和下西洋等。但相比之下,我还是倾向于“郑和下西洋起源说”。想想在那看不到尽头的海上漂流的日子里,人们的生活是何等枯燥乏味、百无聊赖。而且还时不时地要搏风击浪, 与死神抗争, 时间长了, 日子怎么打发?于是官兵中忧郁致病的有之,自杀的有之, 打架甚至杀人的有之, 趁船队靠岸时想逃跑的亦有之。郑和心里一定清楚得很, 此时靠命令、惩罚等“堵”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只有发明一些消磨时间、调动兴趣的玩意儿, 才能拢住大伙儿的心, 使之打起精神, 提高斗志,保障航海之旅一路顺风。于是郑和以纸牌、牙牌、牌九等为基础, 以100多块小木片为牌子, 以舰队编制、船上火炮、奖励数额等为序,分别刻了1—9个“条”“筒”“万”, 以航海最需注重掌握的风向为名, 刻了“东”“西”“南”“北”四风,以一年四季为名刻了“春”“夏”“秋”“冬”四块花牌, 以赢者得中、获奖发财、输者空白之意刻了“中”“发”“白”。制成之后,发给各船官兵玩耍。这样, 初期的麻将便应运而生了。扑克的产生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论是韩信为了缓解士兵的思乡之愁, 发明了纸牌游戏,还是荷兰人把纸牌带到海上供船员们消遣;也不论是用于正规竞赛的桥牌,还是斗牛、扎金花、推锅、牌九、三公、斗地主、跑胡子、六胡抢、比大小、拖拉机、德州扑克等听得人头昏的许多种技巧,都属于文化娱乐的范畴。至于“上大人”,则更有一种启蒙教化的功能包含其中。它最早起源于湘鄂渝一带, 是土家人用来教育孩童的识字课本。24个字96张牌,其实就是在讲述大圣人孔夫子的教育佳话。孔夫子是读书人的“上大人”;他姓孔, 在兄弟中排行第二, 也就是甲乙的“乙”, 生辰是己巳年,这样就构成了“孔乙己”;孔夫子教化了三千名好学生, 其中有七十个学问最好的人, 可不就是“化三千, 七十士”么?而七十个好学生中,还有八九个像曾子、子路那样的亚圣人, 这就叫“尔小生, 八九子”;他要他的学生都做好人, 遵循仁义礼智信的规矩:“佳作仁,可知礼”。发明者将这二十四字写在纸牌上供人娱乐, 使人们感悟到其中的人文情趣和义理教化, 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也就在这样的寓教于乐中, 平淡自然地得到了广泛传承。由此看来, 这三种工具确实都是娱乐身心的玩物,本无可厚非。在以前的年代里, 在人们的生活中, 也好像并没有怎么突显过。从文学艺术作品中, 见过民国时期的官太太、富太太们打麻将,就是电影《色·戒》中的那种, 几个闲得无聊又富得流油的女眷, 在又好玩又能勾起赢钱欲望的刺激中,消磨着无尽头的时光。但那也仅是在很小的群体中进行, 广大人民群众是无缘消受的。到新中国成立后, 麻将也归入了黄赌毒之类,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还不见露面, 我的记忆中, 青少年时代还从没见到过麻将实物。扑克倒是非常普及,在过去的农村, 孩童们每每放下书包, 或是放好牛羊, 便拣个角落, 或大门边上, 或老樟树下, 只要有块石头, 几个小毛头就席地而坐,展开角逐—须知他们是没有桌凳之份的, 往往一副扑克也从崭新的打起, 直打到破旧不堪还不肯释手。尽管如此, 他们还是乐此不疲,与小姑娘跳皮筋、跳房子一样, 愉快地度过一段属于他们的无忧时光。遇上雨雪天, 一些年轻人也会凑在一起玩上两把, 不过玩得并不多,他们多数时间还是在忙着打草鞋、修犁耙等, 为晴好天气下地干活做着充足准备。你看新高。那时扑克的打法也很简单, 无非是接龙、争上游、升级等两三种,后来才不断发展到拖拉机、斗地主、二七王等, 单纯的游戏也逐渐从钻桌子、贴纸条演变成了赌博性的博弈。从前听到“穷有穷的忧愁, 富有富的烦恼”的说法,总是不屑一顾, 心想没饭吃没钱花才是烦恼, 富有了, 乐都乐不过来, 有何烦恼?现在看来, 那说法未必没有道理。如今的山乡,与三四十年前相比, 可不真是富了么?打工有钱赚, 作田不驮嗨, 不愁衣食住, 就愁冇处戏。以前文化活动单调,却有个盼头。放场电影像过节, 爬山越岭几十里也要去看, 一个片子反复看也不厌;有场花鼓戏、宁河戏, 更是稀罕不已,就是“文革”中的现代戏, 也看得津津有味;到了年关, 便都盼着戏花灯, 那锣鼓一响, 鞭炮一鸣, 全村人立马围在地场上,有些年轻人还嘴上叼着烟, 肩上坐着细伢崽, 跟着跑几个村庄。就连平时听讲古、打剁嘴、拖禾桶打呜呼, 也都屁股夹得线断,劲道很大。可现在的文化生活, 说丰富确是丰富, 一台电视机, 把影视、戏曲、音乐、综艺、新闻等等等等, 恁是什么明星、大咖,高档的、前卫的, 统统一网打尽, 再想回到从前玩的看的, 就没有兴趣了。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看电视, 又把人们看得腻歪了,年轻人又把兴趣转到手机上去了, 于是那些无聊的中老年人便转向了麻将扑克, 带着钞票, 带着赢钱的欲望,一头扎进了牌桌。我真的惊讶于牌桌的巨大魅力。记得有一年央视名嘴白岩松损了一下成都,说在飞机上听到哗哗的麻将声, 就知道成都到了, 于是成都人打麻将出了名。现在看来成都人算老几?走到山乡, 可以说,凡有人群的地方必有牌局!人不分男女, 时不分昼夜, 季不论夏冬, 钱不论多少, 打牌简直成了一种职业、一个嗜好、一身重瘾, 不可遏止,不可收拾。有时我也好奇地问他们:“这牌桌怎么如此有吸引力?”他们说:“不打牌你叫我们干什么呢?”想想也是, 现如今农村人闲得发慌,很多人几乎一年到头不需要也不愿意下地劳动, 就连蔬菜也不种了, 宁愿花钱去买那些大棚种植的用农药化肥催生出的菜吃。以前的炊烟早不见了,烧火做饭从砍柴到烧煤再到用天然气, 与城里一样, 需用的劳力就是拧一下开关。就是有些人意识到动少静多, 身体健康开始受到威胁,便也学习城里人, 早起跑步, 晚跳广场舞, 那也是一两个钟头的事, 大量的时间还是要消耗在牌桌上。加上如今都不差钱, 赢了心里高兴,输了也不很心疼, 这吸引力倒是慢慢在增强, 打牌的劲儿不断地在增大。这一道牌桌风景, 从二十世纪末以来,恐怕已经遍及全国各地, 风行所有乡村。无论走到哪里, 最常见、最普遍的休闲活动, 就是打牌, 好像除了打牌,就无事可做、无处可去似的。任何事物, 一旦成了风, 且范围广、时间长, 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就会成为一种风俗,流传深远。对中国的牌风, 不好做出评论。说不好嘛, 它基本上不违法不乱纪, 虽然多数具有赌博性质, 但总体上还是以娱乐为主的,有钱的多打, 没钱的少打。既不危害社会治安, 也不妨碍社会稳定。人群主要是中老年人,很多地方的老年人活动场所、乡村和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 都配备了数量可观的场地和牌桌, 为中老年人提供打牌的条件,可见这种活动也已为有关组织所认同。说好嘛, 这牌风一起, 经久不衰, 却又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忧。牌风盛行, 使一些牌瘾重的人夜以继日,废寝忘食, 久而久之, 各种疾病便找上门来, 逐渐地形成了一种“麻将综合征”, 于身体很有害处。还有一些不良分子, 见机打起了歪主意,设置赌局, 赚老年人的钱。他们走村串乡, 穿插于牌桌之间, 先以小利引诱老年人上钩, 然后逐步把赌注加大, 利用老人们眼花手慢的特点,使出手段, 像抽水机一样吸干老人们的钱财。他们赚了打牌人的还不够, 还要引诱旁观者, 搞一种叫“滴麻油”“押砣子”的把戏,也就是看的人在旁边押赌注, 打牌人输了, 他们便也跟着输钱。村人说, 现在山乡有一个怪圈:年轻人在外打工赚几个苦钱,一片孝心寄给父母;父母节衣缩食舍不得花, 却在牌桌上大把大把地挥霍, 都被那些流民浪子赢了过去;手中没钱了,还是靠打工的子女寄来血汗钱。这样周而复始, 不知何日是尽头。这不能不使人陷入困惑。人们总是习惯性地把牌风归罪于赌博,可又怎一个“赌”字了得?从有记载的人类历史开始,赌博就已经是一种极为盛行的娱乐活动。公元前3000年就出现了掷骰子游戏;从永动机演变而来的轮盘赌, 经过上百年的不断完善,现在已经是全球最热门的赌博游戏;如今赌城几乎遍及全球, 著名的如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中国的澳门、南非的太阳城、摩洛哥的蒙地卡罗等,不说妇孺皆知, 绝对是家喻户晓。几千年来, 赌博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并改变着人类的命运,它启发数学家创造了概率理论;它给文学家提供了创作题材;它甚至告诉哲学家一个命题:人生就是一场赌博, 世界是一个大牌局,整个人类都遵循着一种同样的游戏规则。赌博最早只是人类纯粹的游戏消遣, 只有当它与功利意识合流的时候,才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博弈行为。当人类的功利意识开始萌动的时候, 赌博也就应运而生。它是人类深层精神活动的体现, 更是一种竞争,一种对自我判断的比赛, 一种人性弱点的膨胀。若从深层次思考赌博, 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当今风靡全国的牌风呢?我不由得把思绪倒回到千年之前,然后在历史的长河里找寻太平盛世的乡村景象, 看除了打牌赌钱, 还有哪些不同。先看三千年前的周朝吧。《诗经·七月》中, 有“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 遵彼微行, 爰求柔桑。春日迟迟, 采蘩祁祁”的记述, 那种悠然农桑、尽享劳动之趣的情景历历在目。而东晋的陶渊明,宁愿弃官不做, 过着“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晨兴理荒秽, 带月荷锄归”的田园生活, 与农人“过门更相呼, 有酒斟酌之”的日子,不是很惬意么?在初唐王维的《渭川田家》中,乡村画面是这样的:“斜阳照墟落, 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 倚杖侯荆扉。雉雊麦苗秀, 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 怅然吟式微。”你看, 斜阳下, 牧童、老者、妇女,以及农民们扛着锄头在一起闲谈的情景刻画得细致入微。在王驾的《社日》中, “鹅湖山下稻粱肥, 豚栅鸡栖半掩扉,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描述太平盛世的乡村社日, 俨然有小康社会的景象。宋朝翁卷的《乡村四月》,以白描手法展示了一幅江南农村初夏时节的景象:“绿遍山原白满川, 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 才了蚕桑又插田。”从景和人的对应中,交织出一幅色彩鲜明的图画。宋朝人茶余饭后不愁没有休闲, 斗蟋蟀、捶丸、商谜、马球、相扑在宋朝都很流行。当然最有名的全民运动当属蹴鞠,“宝马嘶风车击毂, 东市斗鸡西市鞠”, 是城里人的场面;而“乡村年少那知此, 处处喧呼蹴鞠场”,则描画出了农村人对蹴鞠的热情。就是元朝, 盛世景象的展现, 也屡屡见于时人散曲, 就连明朝人贾仲明也称道不已:“元贞年里,升平乐章歌汝曹。喜丰登雨顺风调。茶坊中嗑、勾肆里嘲:明明德, 道泰歌谣。”杜仁杰的一首散曲《耍孩儿》,曲中真实描述一个庄稼汉看戏的情形, 开篇就写道:“风调雨顺民安乐, 都不似俺庄家快活。桑蚕五谷十分收,官司无甚差科。”曲中的庄稼汉口袋里有了钱, 不但“来到城中买些纸火”, 而且还要去看戏, 看到精彩处“大笑呵呵”, 谁知人有三急,到后来“则被一胞尿, 爆的我没奈何”, 但是戏很精彩, 舍不得离开, 于是“刚捱刚忍更待看些儿个, 枉被这驴颓笑杀我”。真是惟妙惟肖,令人忍俊不禁。纸牌赌博的叫什么。考察史上各个太平盛世的民众生活,我竟然没有发现一个打牌赌博成风的记述, 而骚人墨客们描写得最多的, 是文化的多样性,尤以曲艺、山歌、地方小戏、民间体育、民间艺术等文体活动为甚。这些活动的形成, 最初自然是缘于人们在劳动中自发的表达, 可长此以往,必有教化蕴含其中。不论是国家层面, 还是地方层面, 离开了当政者的倡导、鼓励、组织、推动,良好的民风民俗是难以形成的。这就给了我们极大的启发:休闲娱乐是人类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需求, 什么东西适合他们的胃口,他们就玩什么。文化花样多, 活动丰富, 他们就会各取所需, 各尽所能。久而久之, 不仅能培育出良好的风尚, 还能涌现出杰出人才,产生各具特色的地方风俗, 进而形成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之, 文化生活单调枯燥, 无事可乐, 无处可玩,牌桌自然就成了他们的不二选择了。这样看来, 牌风的兴衰, 却反映了一个不可小觑的社会现象, 提出了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不能不引发深刻的社会思考, 不能不引起各阶层的高度关注。据说夏禹的属下仪狄发明酒后, “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 禹饮而甘之, 遂疏仪狄, 绝旨酒, 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我就想, 大禹喝酒的时候, 既然感觉味道好极了,为什么又做出那么可怕的预言呢?可见一样东西问世, 其本身并无好坏之分, 关键要看怎么使用。孙思邈发明了火药,用得好时成了夜空绽放的美景;用得不好就成了杀人武器。德国科学家奥托·哈恩发现了核裂变现象, 后人用于建造核电站、核动力舰船等,就有益于人类;而用于制造核武器, 就是人类的灾星。饮酒恰到好处, 就是消愁解忧、提神醒脑的美味佳肴,还能舒筋活络、强身健体;如若过量, 就会伤身害体, 因酒误事, 严重的可不就是亡国丧邦么?由此可见, 麻将也好, 纸牌也罢,本身于人并无害处, 只是与一“贪”字结合, 才会有伤风化, 贻害社会。善良的人们, 总是期望有一种力量, 能够遏制人的贪欲,净化人的心灵, 让社会变得纯净, 让世界变得美好!我从电脑里抽身出来,耳边厢却又传来了哗哗哗的麻将声。戏韵锣鼓声在热闹地响着, 时而不急不慢,有板有眼;时而疾如风雨, 倾盆而下。看戏的大都知道, 这是戏班子在招揽观众, 属于开台锣鼓。我时不时地回头扫视一遍,见人群逐渐汇聚。陆续进来的人中, 有提着小木椅子的, 有牵着娃儿的, 也有成双成对像小情人的, 不久,祠堂里就快坐满了。场上一片嘈杂, 有的高声喊叫, 呼朋唤友;有的窃窃私语, 弯着手掌当扩音器, 贴近对方耳边说着什么,其实也是在大声呼叫, 听者则梗着脖子, 最大限度地扩张着听力, 不时点点头, 脸上变化着各种表情。我沉浸在这热闹异常的氛围里,感到既熟悉又陌生。数十年前的孩童时期, 每年总会有一两次这样的场面, 令我陶醉其中。“拉大锯, 扯大锯, 姥姥门前看大戏”,可见看大戏是孩童生涯中一件多么快乐多么幸福的事呢!阔别多年, 进入暮年后, 又一次享受到这个氛围,怎不叫人乐乎快哉!锣鼓声还在震响, 超强的分贝直冲屋顶。我一点也不觉得吵闹,由于不便与友人交谈, 我便抬头四顾, 饶有兴味地打量起这间祠堂来。这是一间古老的祠堂, 进来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翘檐耸角之间, 八字大门上方, 青石板上刻有“余氏宗祠”四字, 乃是当地余姓祖堂。里面的格局, 与中国绝大多数祠堂相似,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祖堂, 正面北墙下, 是一张砖砌的长案, 案上摆放着宗族祖牌及香炉等祭拜之物, 案下有一方形开口,里面供奉着社岭菩萨和土地公公, 人们祭祖时, 同时也要给这两个神位烧纸上香。祖堂的右边, 还有一副神轿, 里面端坐着一位木雕神像,慈眉善目, 神态安详, 乃余家至尊祖上, 号称“余太公”。据说余家戏班子外出演出, 都是抬着这副轿子前往的,接戏的人家也是以接奉余太公之名义, 属于接香火之列。下层上方, 是一个戏台, 正对着上堂的列祖列宗, 说明在这里演戏,不仅是演给观众看的, 也是演给祖宗看的。整个祠堂雕梁画栋, 精致典雅, 尤以木雕画见长。由于年代久远, 那些彩色的雕刻都已暗淡,整个显得有些灰黑, 唯有两块刻着“天马背印”“麒麟吐书”的大匾, 却是白底黑字, 刚劲挺拔, 高悬在上堂大梁两边,分外醒目。学会最新款赌博作弊工具。我不明其义, 友人解释, 说“天马背印”为此地风水地名, “麒麟吐书”则是其宗族的荣耀。据说这余氏一族,史上曾出过三个太师五个尚书, 确实是个了不起的大家族。锣鼓声在一阵“急急风”之后戛然而止,观众席中的嘈杂声也跟着由大到小由小到无, 霎时归于安静。主持人宣布演出开始, 演出剧目是传统宁河戏《大登殿》。剧情在旧时流传甚广,几乎家喻户晓, 妇孺皆知。后唐太师千金三小姐王宝钏绣楼招亲, 绣球打中了卖花郎薛平贵。三小姐看中了卖花郎, 不顾全家人的反对,与父亲三击掌, 毅然断绝父女关系, 委身穷汉子, 离开富得流油的太师府, 住进了一座破窑, 艰难度日。后来薛平贵时来运转, 投军征战,被西凉国公主代战女招为驸马。国王驾崩之后, 他接班掌权, 反破唐朝, 登基为君, 坐了天下。据说该剧初创为秦腔, 后以京剧闻名,并为很多地方剧种移植。全本名为《红鬃烈马》,由《彩楼配》《三击掌》《平贵别窑》《探寒窑》《赴三关》《武家坡》《算军粮》《银空山》《大登殿》等部分组成。此次的《大登殿》属宁河戏移植剧目,由宁河戏嫡传戏班余氏春林班出演。这场戏其实是我特意点的。相比看网络真人龙虎视频合成。时值清明佳节, 游子返乡扫墓。我跟友人说, 我有一个心愿,想专门到全丰镇看一场宁河戏。友人齐声响应, 约好4月6日清明翌日下午前往, 点戏的钱由我出,家住全丰的水明先生管饭。我的宁河戏情结由来已久, 真正引我动心的,还是一年前的一次心灵穿越。也是清明时节, 我和修水文化名人戴逢红下乡采风。到全丰,便谈起了宁河戏。因为宁河戏相传六百余年, 至今已是风雨飘摇, 苟延残喘,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创办的县宁河剧团早已解散,仅剩五个民间案堂班, 还在苦撑着坚守阵地。而这五个班中, 全丰镇就占了两个, 一个为余姓的春林班, 一个是戴姓的凤舞班, 且都很活跃,终年在外巡演不停。我于是提出要去探访一番, 逢红便带我来到了余家祠堂。其时余家班已外出, 且在几百里外的湖北崇阳演出,没有预约, 一时自然难以回来, 观看节目的愿望是泡汤了。接待我们的是老班主余黄轩, 老先生年逾古稀, 身板仍很健朗, 步履稳实,精神矍铄, 谈说间眉飞色舞, 挑起一脸菊纹。他是宁河戏的戏骨, “文革”后1980年恢复春林班, 他就是班主, 直到老迈年高干不动了,还在班里做些后勤工作。真叫生命不息勤奋不止。菊花茶飘出的香味是那么熟悉, 那么好闻。透过木窗棂,我看到地场上的小鸡们, 正在低头觅食, 池塘里有鸭子嬉戏, 田野里红花草低调地开着紫色的小花, 远处的大湖山郁郁葱葱,巍然挺立。余老用他亲切的乡音, 娓娓道着宁河戏的前世今生。六百年前, 宁河戏进入了成熟期, 基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社会上拥有了自己的受众群体, 奠定了自己的稳固地位。余老从里屋搬出来一个大本子, 本子的纸张已经发黄, 指头拨动稍微用劲,就会出现破痕。本子上有笔迹不同的文字, 一段紧接一段, 都是写的接戏契约:信人某某,立许余公法显、法广二大真人合案, 永年香火一晚。落款为某地某族,有的还添上一句“永保合家清吉平安事”。立约年代均是光绪、道光、同治年间,最早的距今300余年;地址近的遍及修水县高、崇、奉、武、仁、西、安、泰八乡,远至湖北崇阳、湖南平江、江西武宁等地。这样的“合同”共计约300多个, 至今个个有效, 代代忠实履行。除非信人已绝, 凡有后代的,几乎家家热忱接戏。演出之前, 都要虔诚拜谒余太公, 香火燃烧, 鞭炮齐鸣。因为分布太散, 距离遥远,余家一个班子不可能在一年内家家演完, 只得与各位信人约定, “每年”改为“每两年”, 就这样, 他们从1981年起,每年演出都在200场以上, 至今不衰。我翻阅着这些古代的“合同”, 心中满是踌躇。一直以来,好像很多人对西方的契约制推崇备至, 似乎中国是个不懂契约的国家。其实在中华传统文化里, 契约就是一个“信”字。信守约定, 诚信待人,既是儒家的一贯训导, 也是儒释道“三教合一”之后形成的传统文化核心内容之一,并且早已成为民族的道德规范。如果说“季布挂剑”只因自己的心中许诺便执着践约, 显得有些难以理喻地感动的话,那么“尾生抱柱”的信守爱情约定, 就坚定得有些叫人瞠目结舌了。历史上诸如此类的故事是否属实姑且不必计较,起码说明我们祖先对“诚信”二字是看得无比高重的。民间的“一诺千金”“许神成愿, 许钱成债, 许人一物千金难移”等等俚语俗话,几千年都在念经似的训教传承。眼下这些民间的立约, 我粗算了一下, 都已过了十五六代了。这么多代的后人,仍是这样忠诚地履行着祖上的约定, 而且还在生生不息, 代代传承, 他们究竟为的是什么?毋庸讳言, 古老的宁河戏,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 已经没有多少吸引力了, 以至于春林班、凤舞班们在演出中, 不得不在正戏的前后, 加进一些现代歌舞,以吸引观众。但信人的后代还是毫无厌倦之意, 还在虔诚地接戏看戏,为的不就是那一纸永年“合同”、那一份祖上留下的忠实信守么?只是近几十年来, 一切向钱看、金钱拜物教的盛行,才使得构筑了几千年的诚信长城轰然倒塌, 中华传统美德被破坏得惨不忍睹。诚信至上, 正是家里的瑰宝;金钱至上,才是外来的糟粕。这一黑白分明的道理, 是到了国人应该清醒、明白的时候了!我深深感叹于故乡先贤的智慧。宁河戏从魏晋时的傩舞发端,到明末清初从徽班中吸收吹腔、昆腔, 从汉剧中吸收西皮, 从宜黄戏中吸收二犯, 兼收民间小调, 遂以汉剧皮黄为基础, 结合高腔、二凡等,设计出悠扬高亢、低回婉转的唱腔, 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戏剧。同时在以北方方言为主的基础上, 糅合进当地幕阜山方言,使念白富有美感。伴随唱念做打, 还有许多舞美技巧令人惊叹。比如表演骑马, 演员有时不用马鞭, 仅以蟒袍前摆做马头, 后摆做马尾,生动地表演骑马上岭下坡及行走奔跑之状。赌博罪VS诈骗罪。宁河戏亦有变脸, 但与川剧不同, 川剧是要戴上面具的, 而宁河戏则不需面具,别有高超技能。在《杨戬救母》一剧中, 杨戬从人到神的转变, 就采用了高难度的变脸技巧:预先在鞋尖上用油彩画上一只眼睛,在手中的碗里撒上银珠粉, 表演时一个正面踢腿, 就把眼睛印上了额头, 对着碗里一吹气, 银珠粉便沾在了脸上,于是一个眉清目秀的白脸少年, 顷刻间变成了三只眼的红脸二郎神。这一切均在一场戏中完成, 这在其他剧种中甚为鲜见,没有过硬的功夫也是难以办到的。宁河戏生旦净丑文武兼具, 唱念做打完整成套, 剧目多达四千余种,可见其兼收并蓄、包容大度的气概何等非凡。以一山区僻壤之县, 能开创出流传千载、经久不息的剧种, 居于江西七大剧种之列,不能不令我等山人为之骄傲和自豪!《大登殿》是一出热闹戏, 人物多, 角色全,舞台上走马灯似的, 你方唱罢我登场。青衣的婉转, 老旦的铿锵, 小生的激越, 老生的悠扬, 都是那么声情并茂,酣畅淋漓。尤其是花脸出场, 响板骤起, 胡琴紧拉, 一声高腔, 震惊四座, 赢得满堂喝彩。我忽然感到, 此时此刻, 我已进入历史隧道,置身于千百年前。这古老的祠堂, 这满堂的雕刻, 都慨然复活了, 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 竟都幻化成一个个观众, 坐在祠堂里,坐在我的身边。我也一样, 头戴瓜皮帽, 身穿长袍马褂, 抑或头戴紫金冠, 身穿大襟袍, 袖子里掏出一把折扇, 扇子上是唐伯虎的山水,抑或郑板桥的花草, 还有那超然世外的“难得糊涂”字样。我和着京胡响板的节奏, 沉浸在抑扬顿挫的咏叹中, 手敲桌面, 摇头晃脑,一时间物我俱无了。茶味回山里老家休养, 因习惯了喝工夫茶, 便带去了茶具茶叶,还特地购置了一套茶桌茶椅, 非洲花梨, 宋式风格, 想在山里人眼里, 恐怕也是新鲜玩意儿吧。我的茶室是在楼上, 村人来玩, 一般只在楼下站或坐一下,喝一杯家乡的“修水茶”。修水茶非常独特, 绝无仅有。那是一种以绿茶为主料, 加上盐菊花、炒芝麻、炒黄豆,喝完茶水后又吃尽底料的吃法。精致些的还会加进腌制的桂花、炒花生米、干花椒等。茶一端出, 便有异香扑鼻而来,满室生辉。那一口“特制小吃”, 真的是别有风味, 妙不可言, 外地人是想都想不到的。我至今不知道这种独特的“茶艺”源于何时,也许来自远古, 因为这里地处幕阜山脉深处, 是老祖宗伏羲、神农的涉足之地, 他们曾在这里尝百草、推八卦,其中研究出一种有食疗功能的茶饮也是极有可能的。你看, 茶叶清心, 菊花明目, 花椒滤湿, 芝麻、黄豆补气益肾,都是保健品。难怪修水美女多寿星多了。我想山里的人们喝惯了修水茶,肯定不会喝工夫茶的。记得以前亲戚进城, 我请他们喝咖啡, 都说一股煳味, 就像喝烧米汤,难喝死了。烧米汤是山里人治疗气滞胃胀的土方子, 把大米用黑布包了, 用火钳夹着, 放火炉里翻滚烧焦, 然后泡水喝下,非常见效。不料我的想法大错特错。几天后, 我试着邀几个年轻人上楼喝茶, 才发现他们对茶道熟悉得很, 不仅能喝,而且喝得出不同茶种的特色, 还有各自的偏爱。比如飞就说铁观音味道好, 喝过后口里有回味;兵就认为红茶色亮味淡, 特别是修水的宁红,一股清香, 比浓烈些的金骏眉要强些;而革却坚持说只有普洱最棒, 那琥珀色的茶汤, 那入口的甘甜, 没得说, 还说普洱温胃暖胃,降压降脂, 好处多着呢!我感叹于如今的社会发展, 城乡差别几乎没有了, 山里的变化真是神速。特别是如今的年轻人, 走南闯北与时俱进,不比城里人差。好在我各种茶都带了些, 轮换着泡, 也就各得其所了。令我惊奇的还有缘, 他有一手高超的泡茶技巧, 使用茶具有条不紊,得心应手, 反令我目瞪口呆, 暗暗称奇。飞说缘的家里也有茶室的, 还藏了点好料呢。缘于是说, 就是不好意思请我, 如能光临他家,不胜荣幸。我也说哪天一定登门拜访, 只是一推再推, 终是没有去成。喝茶是要讲究茶友的。独饮当然也有独饮的风景,但多数时候还是“二三子”共饮为佳。在城里, 是与文友相约:“客来正月九, 庭迸鹅黄柳。对坐细论文, 烹茶香胜酒。”回到山里,又是一番气象:“半壁山房待明月, 一盏清茗酬知音。”一壶茶, 一点佐茶果品, 无非是花生蚕豆土产土货, 一顿瞎聊, 天扯地扯,那真是天地人三不管, 绝对自由。尤其是我们这些在城里待久了的山里人, 耳闻亲切动听的乡音, 眼观窗外山水田园景色, 脑无烦杂,心无挂碍, 不就是神仙日子么?我的几个山里茶友中,缘是来得较多的。缘是个憨厚人, 虎头圆脸, 左边发际上有一大块伤疤,用长头发巧妙地遮盖住, 说是小时候不慎跌进火炉, 差点烧死。他性格温和, 待人谦恭, 一张笑脸极具亲和力。喝茶时他的话不多,总是一边听人侃大山, 一边咂巴着嘴唇, 真像在琢磨岁月, 品味人生, 看得出是个有着不凡经历的人。他原本是个木匠, 做得一手好木工活,脱师不久, 他接的活计就超过了师傅, 一年到头不得空, 赚钱是农村顶尖的角色。忽然有一天, 他坐不住了,他发现山乡维持了多少年的经济格局, 突然被打破了。过去做艺匠最赚钱, 可如今苦干一年,也抵不了外出打工的两三个月。眼看着人们春天出去, 冬天一到, 那票子就雪片似的飞进了山。多少穷人开始了“三大事”的实施:买地盖房,从破旧的屋子里搬进了两三层的平顶房;娶媳妇办酒席, 礼金成千上万地往上涨;为祖宗八辈做道场, 讲究九张字十三张字,花费都是以万计算。人们都在热情洋溢地追逐这些, 把年轻人一个个都赶出山去。于是缘不干了, 他要审时度势,赶上潮流。不过他没有去南方沿海城市, 而是到了省城南昌, 选择了装修行当。他发现城里的变化更惊人, 政府卖地, 城里人买房,后来农村人也被引进城里买房, 都在不顾一切拼了老命。他想这装修的市场多大啊!他要凭自己的一技之长,打出一片天地。缘很机灵。在装修界混了几年后, 他突然来了个华丽转身,搞上了医疗器械买卖。他说装修越来越不好做了, 利润率低不说, 城里人的眼界也越来越高, 挑剔得很, 不好伺候。可医疗器械干了不久,他又退出来了, 还是捡起了老行当, 只不过这回他是杀回了老家, 注册了一个公司, 经营范围一大串, 农工商贸一应俱全。既搞装修,也搞贸易, 还在家乡投资承包了几千亩田地, 用来种植药材。喝茶时, 我对他说,你也算是黄龙山下一个不小的老板了。缘摇了摇头, 淡然一笑。我感觉这笑意十分复杂,内中有诡异, 也有无奈, 还带了几分气愤。我连忙换了个话题, 说这年头做什么都难啊。他喝了盏茶, 使劲儿咽了下去,好像是咽下了一杯苦酒。听说视频真人赌博怎么作弊。许久, 他才轻轻地叹了口气, 说:“别的难我都不怕, 就是跑关系伤脑筋。”他说除了小打小闹的家装外,无论干哪一行, 要接到一桩业务, 要么参加招投标, 要么经权力部门审批。招投标以前是定向的, 甲方把特殊条件一设定,不是预先内定的再有本事也中不了标。后来国家不准设特殊条件了, 又产生了围标, 围标也是有讲究的,经常花了许多钱却围不到。审批就更微妙了, 往往菩萨拜遍, 到处打点, 还是不如人家。我问现在好些了么, 他又露出一丝苦笑, 低了头,闷喝一盏, 然后岔开我的话题, 只说了句:“水太深了, 没哪里有例外的!”我于是想起了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老话题,想起了一片药一个医疗器械几十倍上百倍卖给病人的可恶现象。记得我的一个亲戚, 名牌大学毕业, 想靠本事吃饭, 于是不去考公务员,投资开了个公司, 专营洗衣设备, 心想这个领域应是公平竞争的, 凭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取胜是没问题的。不想一上手就傻眼了,他成了唐僧肉, 谁都要咬一口。虽说能赚些钱, 可那种低头求人的屈辱他实在受不了, 几年之后, 他洗手不干了, 考了个事业单位,工资不多, 却能抬头挺胸过日子。他说有了这个对比, 才知道什么叫尊什么叫卑, 什么叫屈辱什么叫体面。我陷入了困境。心想这叫什么事?社会上没有了有效的规矩,没有了可控的秩序, 还是权力至上, 而且有恃无恐阳奉阴违。这样的人渣无处不有, 叫老百姓怎么活?缘就是这样, 生活把他逼出了山,又把他逼了回来。回来也一样, 还是要有关系, 要靠打点, 要低头弯腰, 要见人矮三分。难怪有人说进入商场, 能改变性情,再刚烈的性子也会变得柔弱圆滑。就像进了精神病院的患者, 出来后没有不孱弱的。我抬头望向对面的山林, 但见那些参天大树,都以其巨大的树冠, 霸气地挺立着, 奢侈地享受着阳光雨露, 而那些小树小草, 就只能在夹缝中艰难地求生存了,是那么可怜兮兮、弱不禁风, 多数都是遭受夭折的命运。我邀缘常来喝茶, 不必见外。许是谈得来的缘故,缘只要一放下手头的事儿, 也会时常过来。我们一同品着茶味, 各自想着心事, 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着。我总觉得那茶喝时少了甘甜,多了苦涩, 待到喝后细品, 又品出了一丝香味儿, 好像是希望, 是寄托。缘会吸烟, 可从不在我茶室点燃。我多次叫他尽管吸, 我不介意,他只是笑笑, 有时实在烟瘾来了, 就借故出去, 匆匆吸一支再进来。久而久之, 我对缘的好感与日俱增, 这里面有敬佩, 有同情,甚至有深深的怜悯。每当闭上眼睛, 总觉得在哪里都能见到这张脸:宽厚、慈善、负重、伤痕累累,却又透出坚毅、沉稳、倔强……

作者简介:朱法元, 笔名禅一,号幕阜山人。江西修水人。先后出版散文集《沉静的山歌》《最后的圣土》《独行的咏叹》《沉默的军号》,其中《沉静的山歌》获第四届冰心散文奖优秀奖、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另已出版诗集《孤云阁集咏》。Zhu Fayuan牌风如今的山乡, 除了春节期间, 平时确实很宁静。穿村过寨,田野里鲜见农人—现在每年只种一季, 且耕田打谷都有机械, 除草灭虫都是药剂,农民都是半年辛苦半年闲了;村头巷尾鲜有孩童—生得越来越少, 有的随打工父母去了远方,剩下的是少数留守儿童。山乡里真的成了妇女老人的天下, 而他们的生活里, 充斥的几乎就是一件事:关起门来打牌。打牌之于乡人, 已成生活中的不可或缺!三四个人凑到一起,立刻就是一桌麻将或纸牌。就连我这样不常回家的游子回来了, 亲朋好友来看看陪陪, 几分钟不到, 便又坐到了牌桌上。名为陪我,实则成了我陪他们打牌, 而且往往一打就是半日甚或一整天。我在旁边尴尬地看着, 他们为了不使我被冷落, 也会边打边和我拉几句家常,但此时他们的全身心已经投入到了牌上, 和我说话总是有一搭没一搭的, 前言不搭后语, 实际上成了一种负担。我自是觉得索然无味,勉强站上几分钟, 便也借个故, 逃之夭夭了。我于是对那些因打牌误事的传说深信不疑,比如耽误了做饭、耽误了农事、耽误了赶车, 甚或耽误了救火、耽误了接送上幼儿园的孩子等等, 都极有可能。有一个真实的事件,说是一个母亲因迷恋麻将, 听到自己五六岁的小孩失足落水, 别的小孩三番五次呼救, 她都置若罔闻,结果造成惨剧。原来这牌桌的粘力如此强大, 委实令人费解。山乡人打牌, 有三种工具,即麻将、扑克和“上大人”。麻将的打法全国各地大同小异, 都是修长城式,以组合和牌决输赢;扑克一般打的是斗地主和二七王;“上大人”又称纸牌, 由“上大人, 孔乙己, 化三千, 七十士, 尔小生, 八九子,佳作仁, 可知礼”二十四个字构成, 每字四张, 整副纸牌共96张, 所以又叫“九十六”, 按八组排列,亦以和牌定输赢。究其根源, 我们祖宗发明这三种工具的初衷,均属娱乐消遣。关于麻将的起源有多种传说, 如起源于麻雀牌、叶子格戏、马吊牌和郑和下西洋等。但相比之下,我还是倾向于“郑和下西洋起源说”。想想在那看不到尽头的海上漂流的日子里,人们的生活是何等枯燥乏味、百无聊赖。而且还时不时地要搏风击浪, 与死神抗争, 时间长了, 日子怎么打发?于是官兵中忧郁致病的有之,自杀的有之, 打架甚至杀人的有之, 趁船队靠岸时想逃跑的亦有之。郑和心里一定清楚得很, 此时靠命令、惩罚等“堵”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只有发明一些消磨时间、调动兴趣的玩意儿, 才能拢住大伙儿的心, 使之打起精神, 提高斗志,保障航海之旅一路顺风。于是郑和以纸牌、牙牌、牌九等为基础, 以100多块小木片为牌子, 以舰队编制、船上火炮、奖励数额等为序,分别刻了1—9个“条”“筒”“万”, 以航海最需注重掌握的风向为名, 刻了“东”“西”“南”“北”四风,以一年四季为名刻了“春”“夏”“秋”“冬”四块花牌, 以赢者得中、获奖发财、输者空白之意刻了“中”“发”“白”。制成之后,发给各船官兵玩耍。这样, 初期的麻将便应运而生了。诈骗罪。扑克的产生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论是韩信为了缓解士兵的思乡之愁, 发明了纸牌游戏,还是荷兰人把纸牌带到海上供船员们消遣;也不论是用于正规竞赛的桥牌,还是斗牛、扎金花、推锅、牌九、三公、斗地主、跑胡子、六胡抢、比大小、拖拉机、德州扑克等听得人头昏的许多种技巧,都属于文化娱乐的范畴。至于“上大人”,则更有一种启蒙教化的功能包含其中。它最早起源于湘鄂渝一带, 是土家人用来教育孩童的识字课本。24个字96张牌,其实就是在讲述大圣人孔夫子的教育佳话。孔夫子是读书人的“上大人”;他姓孔, 在兄弟中排行第二, 也就是甲乙的“乙”, 生辰是己巳年,这样就构成了“孔乙己”;孔夫子教化了三千名好学生, 其中有七十个学问最好的人, 可不就是“化三千, 七十士”么?而七十个好学生中,还有八九个像曾子、子路那样的亚圣人, 这就叫“尔小生, 八九子”;他要他的学生都做好人, 遵循仁义礼智信的规矩:“佳作仁,可知礼”。发明者将这二十四字写在纸牌上供人娱乐, 使人们感悟到其中的人文情趣和义理教化, 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也就在这样的寓教于乐中, 平淡自然地得到了广泛传承。由此看来, 这三种工具确实都是娱乐身心的玩物,本无可厚非。在以前的年代里, 在人们的生活中, 也好像并没有怎么突显过。从文学艺术作品中, 见过民国时期的官太太、富太太们打麻将,就是电影《色·戒》中的那种, 几个闲得无聊又富得流油的女眷, 在又好玩又能勾起赢钱欲望的刺激中,消磨着无尽头的时光。但那也仅是在很小的群体中进行, 广大人民群众是无缘消受的。到新中国成立后, 麻将也归入了黄赌毒之类,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还不见露面, 我的记忆中, 青少年时代还从没见到过麻将实物。扑克倒是非常普及,在过去的农村, 孩童们每每放下书包, 或是放好牛羊, 便拣个角落, 或大门边上, 或老樟树下, 只要有块石头, 几个小毛头就席地而坐,展开角逐—须知他们是没有桌凳之份的, 往往一副扑克也从崭新的打起, 直打到破旧不堪还不肯释手。尽管如此, 他们还是乐此不疲,与小姑娘跳皮筋、跳房子一样, 愉快地度过一段属于他们的无忧时光。遇上雨雪天, 一些年轻人也会凑在一起玩上两把, 不过玩得并不多,他们多数时间还是在忙着打草鞋、修犁耙等, 为晴好天气下地干活做着充足准备。那时扑克的打法也很简单, 无非是接龙、争上游、升级等两三种,后来才不断发展到拖拉机、斗地主、二七王等, 单纯的游戏也逐渐从钻桌子、贴纸条演变成了赌博性的博弈。从前听到“穷有穷的忧愁, 富有富的烦恼”的说法,总是不屑一顾, 心想没饭吃没钱花才是烦恼, 富有了, 乐都乐不过来, 有何烦恼?现在看来, 那说法未必没有道理。如今的山乡,与三四十年前相比, 可不真是富了么?打工有钱赚, 作田不驮嗨, 不愁衣食住, 就愁冇处戏。以前文化活动单调,却有个盼头。放场电影像过节, 爬山越岭几十里也要去看, 一个片子反复看也不厌;有场花鼓戏、宁河戏, 更是稀罕不已,就是“文革”中的现代戏, 也看得津津有味;到了年关, 便都盼着戏花灯, 那锣鼓一响, 鞭炮一鸣, 全村人立马围在地场上,有些年轻人还嘴上叼着烟, 肩上坐着细伢崽, 跟着跑几个村庄。就连平时听讲古、打剁嘴、拖禾桶打呜呼, 也都屁股夹得线断,劲道很大。可现在的文化生活, 说丰富确是丰富, 一台电视机, 把影视、戏曲、音乐、综艺、新闻等等等等, 恁是什么明星、大咖,高档的、前卫的, 统统一网打尽, 再想回到从前玩的看的, 就没有兴趣了。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看电视, 又把人们看得腻歪了,年轻人又把兴趣转到手机上去了, 于是那些无聊的中老年人便转向了麻将扑克, 带着钞票, 带着赢钱的欲望,一头扎进了牌桌。我真的惊讶于牌桌的巨大魅力。记得有一年央视名嘴白岩松损了一下成都,说在飞机上听到哗哗的麻将声, 就知道成都到了, 于是成都人打麻将出了名。现在看来成都人算老几?走到山乡, 可以说,凡有人群的地方必有牌局!人不分男女, 时不分昼夜, 季不论夏冬, 钱不论多少, 打牌简直成了一种职业、一个嗜好、一身重瘾, 不可遏止,不可收拾。有时我也好奇地问他们:“这牌桌怎么如此有吸引力?”他们说:“不打牌你叫我们干什么呢?”想想也是, 现如今农村人闲得发慌,很多人几乎一年到头不需要也不愿意下地劳动, 就连蔬菜也不种了, 宁愿花钱去买那些大棚种植的用农药化肥催生出的菜吃。以前的炊烟早不见了,烧火做饭从砍柴到烧煤再到用天然气, 与城里一样, 需用的劳力就是拧一下开关。就是有些人意识到动少静多, 身体健康开始受到威胁,便也学习城里人, 早起跑步, 晚跳广场舞, 那也是一两个钟头的事, 大量的时间还是要消耗在牌桌上。加上如今都不差钱, 赢了心里高兴,输了也不很心疼, 这吸引力倒是慢慢在增强, 打牌的劲儿不断地在增大。这一道牌桌风景, 从二十世纪末以来,恐怕已经遍及全国各地, 风行所有乡村。无论走到哪里, 最常见、最普遍的休闲活动, 就是打牌, 好像除了打牌,就无事可做、无处可去似的。任何事物, 一旦成了风, 且范围广、时间长, 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就会成为一种风俗,流传深远。对中国的牌风, 不好做出评论。说不好嘛, 它基本上不违法不乱纪, 虽然多数具有赌博性质, 但总体上还是以娱乐为主的,有钱的多打, 没钱的少打。既不危害社会治安, 也不妨碍社会稳定。人群主要是中老年人,很多地方的老年人活动场所、乡村和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 都配备了数量可观的场地和牌桌, 为中老年人提供打牌的条件,可见这种活动也已为有关组织所认同。说好嘛, 这牌风一起, 经久不衰, 却又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忧。牌风盛行, 使一些牌瘾重的人夜以继日,废寝忘食, 久而久之, 各种疾病便找上门来, 逐渐地形成了一种“麻将综合征”, 于身体很有害处。还有一些不良分子, 见机打起了歪主意,设置赌局, 赚老年人的钱。他们走村串乡, 穿插于牌桌之间, 先以小利引诱老年人上钩, 然后逐步把赌注加大, 利用老人们眼花手慢的特点,使出手段, 像抽水机一样吸干老人们的钱财。他们赚了打牌人的还不够, 还要引诱旁观者, 搞一种叫“滴麻油”“押砣子”的把戏,也就是看的人在旁边押赌注, 打牌人输了, 他们便也跟着输钱。村人说, 现在山乡有一个怪圈:年轻人在外打工赚几个苦钱,一片孝心寄给父母;父母节衣缩食舍不得花, 却在牌桌上大把大把地挥霍, 都被那些流民浪子赢了过去;手中没钱了,还是靠打工的子女寄来血汗钱。这样周而复始, 不知何日是尽头。这不能不使人陷入困惑。人们总是习惯性地把牌风归罪于赌博,可又怎一个“赌”字了得?从有记载的人类历史开始,赌博就已经是一种极为盛行的娱乐活动。公元前3000年就出现了掷骰子游戏;从永动机演变而来的轮盘赌, 经过上百年的不断完善,现在已经是全球最热门的赌博游戏;如今赌城几乎遍及全球, 著名的如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中国的澳门、南非的太阳城、摩洛哥的蒙地卡罗等,不说妇孺皆知, 绝对是家喻户晓。几千年来, 赌博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并改变着人类的命运,它启发数学家创造了概率理论;它给文学家提供了创作题材;它甚至告诉哲学家一个命题:人生就是一场赌博, 世界是一个大牌局,整个人类都遵循着一种同样的游戏规则。赌博最早只是人类纯粹的游戏消遣, 只有当它与功利意识合流的时候,才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博弈行为。当人类的功利意识开始萌动的时候, 赌博也就应运而生。赌博工具出售。它是人类深层精神活动的体现, 更是一种竞争,一种对自我判断的比赛, 一种人性弱点的膨胀。若从深层次思考赌博, 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当今风靡全国的牌风呢?我不由得把思绪倒回到千年之前,然后在历史的长河里找寻太平盛世的乡村景象, 看除了打牌赌钱, 还有哪些不同。先看三千年前的周朝吧。《诗经·七月》中, 有“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 遵彼微行, 爰求柔桑。春日迟迟, 采蘩祁祁”的记述, 那种悠然农桑、尽享劳动之趣的情景历历在目。而东晋的陶渊明,宁愿弃官不做, 过着“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晨兴理荒秽, 带月荷锄归”的田园生活, 与农人“过门更相呼, 有酒斟酌之”的日子,不是很惬意么?在初唐王维的《渭川田家》中,乡村画面是这样的:“斜阳照墟落, 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 倚杖侯荆扉。雉雊麦苗秀, 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 怅然吟式微。”你看, 斜阳下, 牧童、老者、妇女,以及农民们扛着锄头在一起闲谈的情景刻画得细致入微。在王驾的《社日》中, “鹅湖山下稻粱肥, 豚栅鸡栖半掩扉,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描述太平盛世的乡村社日, 俨然有小康社会的景象。宋朝翁卷的《乡村四月》,以白描手法展示了一幅江南农村初夏时节的景象:“绿遍山原白满川, 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 才了蚕桑又插田。”从景和人的对应中,交织出一幅色彩鲜明的图画。宋朝人茶余饭后不愁没有休闲, 斗蟋蟀、捶丸、商谜、马球、相扑在宋朝都很流行。当然最有名的全民运动当属蹴鞠,“宝马嘶风车击毂, 东市斗鸡西市鞠”, 是城里人的场面;而“乡村年少那知此, 处处喧呼蹴鞠场”,则描画出了农村人对蹴鞠的热情。就是元朝, 盛世景象的展现, 也屡屡见于时人散曲, 就连明朝人贾仲明也称道不已:“元贞年里,升平乐章歌汝曹。喜丰登雨顺风调。茶坊中嗑、勾肆里嘲:明明德, 道泰歌谣。”杜仁杰的一首散曲《耍孩儿》,曲中真实描述一个庄稼汉看戏的情形, 开篇就写道:“风调雨顺民安乐, 都不似俺庄家快活。桑蚕五谷十分收,官司无甚差科。”曲中的庄稼汉口袋里有了钱, 不但“来到城中买些纸火”, 而且还要去看戏, 看到精彩处“大笑呵呵”, 谁知人有三急,到后来“则被一胞尿, 爆的我没奈何”, 但是戏很精彩, 舍不得离开, 于是“刚捱刚忍更待看些儿个, 枉被这驴颓笑杀我”。真是惟妙惟肖,令人忍俊不禁。考察史上各个太平盛世的民众生活,我竟然没有发现一个打牌赌博成风的记述, 而骚人墨客们描写得最多的, 是文化的多样性,尤以曲艺、山歌、地方小戏、民间体育、民间艺术等文体活动为甚。这些活动的形成, 最初自然是缘于人们在劳动中自发的表达, 可长此以往,必有教化蕴含其中。不论是国家层面, 还是地方层面, 离开了当政者的倡导、鼓励、组织、推动,良好的民风民俗是难以形成的。这就给了我们极大的启发:休闲娱乐是人类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需求, 什么东西适合他们的胃口,他们就玩什么。文化花样多, 活动丰富, 他们就会各取所需, 各尽所能。久而久之, 不仅能培育出良好的风尚, 还能涌现出杰出人才,产生各具特色的地方风俗, 进而形成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之, 文化生活单调枯燥, 无事可乐, 无处可玩,牌桌自然就成了他们的不二选择了。这样看来, 牌风的兴衰, 却反映了一个不可小觑的社会现象, 提出了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不能不引发深刻的社会思考, 不能不引起各阶层的高度关注。据说夏禹的属下仪狄发明酒后, “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 禹饮而甘之, 遂疏仪狄, 绝旨酒, 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我就想, 大禹喝酒的时候, 既然感觉味道好极了,为什么又做出那么可怕的预言呢?可见一样东西问世, 其本身并无好坏之分, 关键要看怎么使用。孙思邈发明了火药,用得好时成了夜空绽放的美景;用得不好就成了杀人武器。德国科学家奥托·哈恩发现了核裂变现象, 后人用于建造核电站、核动力舰船等,就有益于人类;而用于制造核武器, 就是人类的灾星。饮酒恰到好处, 就是消愁解忧、提神醒脑的美味佳肴,还能舒筋活络、强身健体;如若过量, 就会伤身害体, 因酒误事, 严重的可不就是亡国丧邦么?由此可见, 麻将也好, 纸牌也罢,本身于人并无害处, 只是与一“贪”字结合, 才会有伤风化, 贻害社会。善良的人们, 总是期望有一种力量, 能够遏制人的贪欲,净化人的心灵, 让社会变得纯净, 让世界变得美好!我从电脑里抽身出来,耳边厢却又传来了哗哗哗的麻将声。戏韵锣鼓声在热闹地响着, 时而不急不慢,有板有眼;时而疾如风雨, 倾盆而下。看戏的大都知道, 这是戏班子在招揽观众, 属于开台锣鼓。我时不时地回头扫视一遍,见人群逐渐汇聚。陆续进来的人中, 有提着小木椅子的, 有牵着娃儿的, 也有成双成对像小情人的, 不久,祠堂里就快坐满了。场上一片嘈杂, 有的高声喊叫, 呼朋唤友;有的窃窃私语, 弯着手掌当扩音器, 贴近对方耳边说着什么,其实也是在大声呼叫, 听者则梗着脖子, 最大限度地扩张着听力, 不时点点头, 脸上变化着各种表情。我沉浸在这热闹异常的氛围里,感到既熟悉又陌生。数十年前的孩童时期, 每年总会有一两次这样的场面, 令我陶醉其中。“拉大锯, 扯大锯, 姥姥门前看大戏”,可见看大戏是孩童生涯中一件多么快乐多么幸福的事呢!阔别多年, 进入暮年后, 又一次享受到这个氛围,怎不叫人乐乎快哉!锣鼓声还在震响, 超强的分贝直冲屋顶。我一点也不觉得吵闹,由于不便与友人交谈, 我便抬头四顾, 饶有兴味地打量起这间祠堂来。这是一间古老的祠堂, 进来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翘檐耸角之间, 八字大门上方, 青石板上刻有“余氏宗祠”四字, 乃是当地余姓祖堂。里面的格局, 与中国绝大多数祠堂相似,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祖堂, 正面北墙下, 是一张砖砌的长案, 案上摆放着宗族祖牌及香炉等祭拜之物, 案下有一方形开口,里面供奉着社岭菩萨和土地公公, 人们祭祖时, 同时也要给这两个神位烧纸上香。祖堂的右边, 还有一副神轿, 里面端坐着一位木雕神像,慈眉善目, 神态安详, 乃余家至尊祖上, 号称“余太公”。据说余家戏班子外出演出, 都是抬着这副轿子前往的,接戏的人家也是以接奉余太公之名义, 属于接香火之列。下层上方, 是一个戏台, 正对着上堂的列祖列宗, 说明在这里演戏,不仅是演给观众看的, 也是演给祖宗看的。整个祠堂雕梁画栋, 精致典雅, 尤以木雕画见长。由于年代久远, 那些彩色的雕刻都已暗淡,整个显得有些灰黑, 唯有两块刻着“天马背印”“麒麟吐书”的大匾, 却是白底黑字, 刚劲挺拔, 高悬在上堂大梁两边,分外醒目。我不明其义, 友人解释, 说“天马背印”为此地风水地名, “麒麟吐书”则是其宗族的荣耀。据说这余氏一族,史上曾出过三个太师五个尚书, 确实是个了不起的大家族。锣鼓声在一阵“急急风”之后戛然而止,观众席中的嘈杂声也跟着由大到小由小到无, 霎时归于安静。主持人宣布演出开始, 演出剧目是传统宁河戏《大登殿》。剧情在旧时流传甚广,几乎家喻户晓, 妇孺皆知。后唐太师千金三小姐王宝钏绣楼招亲, 绣球打中了卖花郎薛平贵。三小姐看中了卖花郎, 不顾全家人的反对,与父亲三击掌, 毅然断绝父女关系, 委身穷汉子, 离开富得流油的太师府, 住进了一座破窑, 艰难度日。扎金花老千最实战手法。后来薛平贵时来运转, 投军征战,被西凉国公主代战女招为驸马。国王驾崩之后, 他接班掌权, 反破唐朝, 登基为君, 坐了天下。据说该剧初创为秦腔, 后以京剧闻名,并为很多地方剧种移植。全本名为《红鬃烈马》,由《彩楼配》《三击掌》《平贵别窑》《探寒窑》《赴三关》《武家坡》《算军粮》《银空山》《大登殿》等部分组成。此次的《大登殿》属宁河戏移植剧目,由宁河戏嫡传戏班余氏春林班出演。这场戏其实是我特意点的。时值清明佳节, 游子返乡扫墓。我跟友人说, 我有一个心愿,想专门到全丰镇看一场宁河戏。友人齐声响应, 约好4月6日清明翌日下午前往, 点戏的钱由我出,家住全丰的水明先生管饭。我的宁河戏情结由来已久, 真正引我动心的,还是一年前的一次心灵穿越。也是清明时节, 我和修水文化名人戴逢红下乡采风。对于扑克牌出老千的方法。到全丰,便谈起了宁河戏。因为宁河戏相传六百余年, 至今已是风雨飘摇, 苟延残喘,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创办的县宁河剧团早已解散,仅剩五个民间案堂班, 还在苦撑着坚守阵地。而这五个班中, 全丰镇就占了两个, 一个为余姓的春林班, 一个是戴姓的凤舞班, 且都很活跃,终年在外巡演不停。我于是提出要去探访一番, 逢红便带我来到了余家祠堂。其时余家班已外出, 且在几百里外的湖北崇阳演出,没有预约, 一时自然难以回来, 观看节目的愿望是泡汤了。接待我们的是老班主余黄轩, 老先生年逾古稀, 身板仍很健朗, 步履稳实,精神矍铄, 谈说间眉飞色舞, 挑起一脸菊纹。他是宁河戏的戏骨, “文革”后1980年恢复春林班, 他就是班主, 直到老迈年高干不动了,还在班里做些后勤工作。真叫生命不息勤奋不止。菊花茶飘出的香味是那么熟悉, 那么好闻。透过木窗棂,我看到地场上的小鸡们, 正在低头觅食, 池塘里有鸭子嬉戏, 田野里红花草低调地开着紫色的小花, 远处的大湖山郁郁葱葱,巍然挺立。余老用他亲切的乡音, 娓娓道着宁河戏的前世今生。六百年前, 宁河戏进入了成熟期, 基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社会上拥有了自己的受众群体, 奠定了自己的稳固地位。余老从里屋搬出来一个大本子, 本子的纸张已经发黄, 指头拨动稍微用劲,就会出现破痕。本子上有笔迹不同的文字, 一段紧接一段, 都是写的接戏契约:信人某某,立许余公法显、法广二大真人合案, 永年香火一晚。落款为某地某族,有的还添上一句“永保合家清吉平安事”。立约年代均是光绪、道光、同治年间,最早的距今300余年;地址近的遍及修水县高、崇、奉、武、仁、西、安、泰八乡,远至湖北崇阳、湖南平江、江西武宁等地。这样的“合同”共计约300多个, 至今个个有效, 代代忠实履行。除非信人已绝, 凡有后代的,几乎家家热忱接戏。演出之前, 都要虔诚拜谒余太公, 香火燃烧, 鞭炮齐鸣。因为分布太散, 距离遥远,余家一个班子不可能在一年内家家演完, 只得与各位信人约定, “每年”改为“每两年”, 就这样, 他们从1981年起,每年演出都在200场以上, 至今不衰。我翻阅着这些古代的“合同”, 心中满是踌躇。一直以来,好像很多人对西方的契约制推崇备至, 似乎中国是个不懂契约的国家。其实在中华传统文化里, 契约就是一个“信”字。信守约定, 诚信待人,既是儒家的一贯训导, 也是儒释道“三教合一”之后形成的传统文化核心内容之一,并且早已成为民族的道德规范。如果说“季布挂剑”只因自己的心中许诺便执着践约, 显得有些难以理喻地感动的话,那么“尾生抱柱”的信守爱情约定, 就坚定得有些叫人瞠目结舌了。历史上诸如此类的故事是否属实姑且不必计较,起码说明我们祖先对“诚信”二字是看得无比高重的。民间的“一诺千金”“许神成愿, 许钱成债, 许人一物千金难移”等等俚语俗话,几千年都在念经似的训教传承。眼下这些民间的立约, 我粗算了一下, 都已过了十五六代了。这么多代的后人,仍是这样忠诚地履行着祖上的约定, 而且还在生生不息, 代代传承, 他们究竟为的是什么?毋庸讳言, 古老的宁河戏,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 已经没有多少吸引力了, 以至于春林班、凤舞班们在演出中, 不得不在正戏的前后, 加进一些现代歌舞,以吸引观众。但信人的后代还是毫无厌倦之意, 还在虔诚地接戏看戏,为的不就是那一纸永年“合同”、那一份祖上留下的忠实信守么?只是近几十年来, 一切向钱看、金钱拜物教的盛行,才使得构筑了几千年的诚信长城轰然倒塌, 中华传统美德被破坏得惨不忍睹。诚信至上, 正是家里的瑰宝;金钱至上,才是外来的糟粕。这一黑白分明的道理, 是到了国人应该清醒、明白的时候了!我深深感叹于故乡先贤的智慧。宁河戏从魏晋时的傩舞发端,到明末清初从徽班中吸收吹腔、昆腔, 从汉剧中吸收西皮, 从宜黄戏中吸收二犯, 兼收民间小调, 遂以汉剧皮黄为基础, 结合高腔、二凡等,设计出悠扬高亢、低回婉转的唱腔, 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戏剧。同时在以北方方言为主的基础上, 糅合进当地幕阜山方言,使念白富有美感。伴随唱念做打, 还有许多舞美技巧令人惊叹。比如表演骑马, 演员有时不用马鞭, 仅以蟒袍前摆做马头, 后摆做马尾,生动地表演骑马上岭下坡及行走奔跑之状。宁河戏亦有变脸, 但与川剧不同, 川剧是要戴上面具的, 而宁河戏则不需面具,别有高超技能。在《杨戬救母》一剧中, 杨戬从人到神的转变, 就采用了高难度的变脸技巧:预先在鞋尖上用油彩画上一只眼睛,在手中的碗里撒上银珠粉, 表演时一个正面踢腿, 就把眼睛印上了额头, 对着碗里一吹气, 银珠粉便沾在了脸上,于是一个眉清目秀的白脸少年, 顷刻间变成了三只眼的红脸二郎神。这一切均在一场戏中完成, 这在其他剧种中甚为鲜见,没有过硬的功夫也是难以办到的。宁河戏生旦净丑文武兼具, 唱念做打完整成套, 剧目多达四千余种,可见其兼收并蓄、包容大度的气概何等非凡。以一山区僻壤之县, 能开创出流传千载、经久不息的剧种, 居于江西七大剧种之列,不能不令我等山人为之骄傲和自豪!《大登殿》是一出热闹戏, 人物多, 角色全,舞台上走马灯似的, 你方唱罢我登场。青衣的婉转, 老旦的铿锵, 小生的激越, 老生的悠扬, 都是那么声情并茂,酣畅淋漓。尤其是花脸出场, 响板骤起, 胡琴紧拉, 一声高腔, 震惊四座, 赢得满堂喝彩。我忽然感到, 此时此刻, 我已进入历史隧道,置身于千百年前。这古老的祠堂, 这满堂的雕刻, 都慨然复活了, 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 竟都幻化成一个个观众, 坐在祠堂里,坐在我的身边。我也一样, 头戴瓜皮帽, 身穿长袍马褂, 抑或头戴紫金冠, 身穿大襟袍, 袖子里掏出一把折扇, 扇子上是唐伯虎的山水,抑或郑板桥的花草, 还有那超然世外的“难得糊涂”字样。我和着京胡响板的节奏, 沉浸在抑扬顿挫的咏叹中, 手敲桌面, 摇头晃脑,一时间物我俱无了。茶味回山里老家休养, 因习惯了喝工夫茶, 便带去了茶具茶叶,还特地购置了一套茶桌茶椅, 非洲花梨, 宋式风格, 想在山里人眼里, 恐怕也是新鲜玩意儿吧。我的茶室是在楼上, 村人来玩, 一般只在楼下站或坐一下,喝一杯家乡的“修水茶”。修水茶非常独特, 绝无仅有。那是一种以绿茶为主料, 加上盐菊花、炒芝麻、炒黄豆,喝完茶水后又吃尽底料的吃法。精致些的还会加进腌制的桂花、炒花生米、干花椒等。听说最新高科技出老千赌具。茶一端出, 便有异香扑鼻而来,满室生辉。那一口“特制小吃”, 真的是别有风味, 妙不可言, 外地人是想都想不到的。我至今不知道这种独特的“茶艺”源于何时,也许来自远古, 因为这里地处幕阜山脉深处, 是老祖宗伏羲、神农的涉足之地, 他们曾在这里尝百草、推八卦,其中研究出一种有食疗功能的茶饮也是极有可能的。你看, 茶叶清心, 菊花明目, 花椒滤湿, 芝麻、黄豆补气益肾,都是保健品。难怪修水美女多寿星多了。我想山里的人们喝惯了修水茶,肯定不会喝工夫茶的。记得以前亲戚进城, 我请他们喝咖啡, 都说一股煳味, 就像喝烧米汤,难喝死了。烧米汤是山里人治疗气滞胃胀的土方子, 把大米用黑布包了, 用火钳夹着, 放火炉里翻滚烧焦, 然后泡水喝下,非常见效。不料我的想法大错特错。几天后, 我试着邀几个年轻人上楼喝茶, 才发现他们对茶道熟悉得很, 不仅能喝,而且喝得出不同茶种的特色, 还有各自的偏爱。比如飞就说铁观音味道好, 喝过后口里有回味;兵就认为红茶色亮味淡, 特别是修水的宁红,一股清香, 比浓烈些的金骏眉要强些;而革却坚持说只有普洱最棒, 那琥珀色的茶汤, 那入口的甘甜, 没得说, 还说普洱温胃暖胃,降压降脂, 好处多着呢!我感叹于如今的社会发展, 城乡差别几乎没有了, 山里的变化真是神速。特别是如今的年轻人, 走南闯北与时俱进,不比城里人差。好在我各种茶都带了些, 轮换着泡, 也就各得其所了。令我惊奇的还有缘, 他有一手高超的泡茶技巧, 使用茶具有条不紊,得心应手, 反令我目瞪口呆, 暗暗称奇。飞说缘的家里也有茶室的, 还藏了点好料呢。缘于是说, 就是不好意思请我, 如能光临他家,不胜荣幸。我也说哪天一定登门拜访, 只是一推再推, 终是没有去成。喝茶是要讲究茶友的。独饮当然也有独饮的风景,但多数时候还是“二三子”共饮为佳。在城里, 是与文友相约:“客来正月九, 庭迸鹅黄柳。对坐细论文, 烹茶香胜酒。”回到山里,又是一番气象:“半壁山房待明月, 一盏清茗酬知音。”一壶茶, 一点佐茶果品, 无非是花生蚕豆土产土货, 一顿瞎聊, 天扯地扯,那真是天地人三不管, 绝对自由。尤其是我们这些在城里待久了的山里人, 耳闻亲切动听的乡音, 眼观窗外山水田园景色, 脑无烦杂,心无挂碍, 不就是神仙日子么?我的几个山里茶友中,缘是来得较多的。缘是个憨厚人, 虎头圆脸, 左边发际上有一大块伤疤,用长头发巧妙地遮盖住, 说是小时候不慎跌进火炉, 差点烧死。他性格温和, 待人谦恭, 一张笑脸极具亲和力。喝茶时他的话不多,总是一边听人侃大山, 一边咂巴着嘴唇, 真像在琢磨岁月, 品味人生, 看得出是个有着不凡经历的人。他原本是个木匠, 做得一手好木工活,脱师不久, 他接的活计就超过了师傅, 一年到头不得空, 赚钱是农村顶尖的角色。忽然有一天, 他坐不住了,他发现山乡维持了多少年的经济格局, 突然被打破了。过去做艺匠最赚钱, 可如今苦干一年,也抵不了外出打工的两三个月。眼看着人们春天出去, 冬天一到, 那票子就雪片似的飞进了山。多少穷人开始了“三大事”的实施:买地盖房,从破旧的屋子里搬进了两三层的平顶房;娶媳妇办酒席, 礼金成千上万地往上涨;为祖宗八辈做道场, 讲究九张字十三张字,花费都是以万计算。人们都在热情洋溢地追逐这些, 把年轻人一个个都赶出山去。于是缘不干了, 他要审时度势,赶上潮流。不过他没有去南方沿海城市, 而是到了省城南昌, 选择了装修行当。他发现城里的变化更惊人, 政府卖地, 城里人买房,后来农村人也被引进城里买房, 都在不顾一切拼了老命。他想这装修的市场多大啊!他要凭自己的一技之长,打出一片天地。缘很机灵。在装修界混了几年后, 他突然来了个华丽转身,搞上了医疗器械买卖。他说装修越来越不好做了, 利润率低不说, 城里人的眼界也越来越高, 挑剔得很, 不好伺候。可医疗器械干了不久,他又退出来了, 还是捡起了老行当, 只不过这回他是杀回了老家, 注册了一个公司, 经营范围一大串, 农工商贸一应俱全。既搞装修,也搞贸易, 还在家乡投资承包了几千亩田地, 用来种植药材。喝茶时, 我对他说,你也算是黄龙山下一个不小的老板了。缘摇了摇头, 淡然一笑。我感觉这笑意十分复杂,内中有诡异, 也有无奈, 还带了几分气愤。我连忙换了个话题, 说这年头做什么都难啊。他喝了盏茶, 使劲儿咽了下去,好像是咽下了一杯苦酒。许久, 他才轻轻地叹了口气, 说:“别的难我都不怕, 就是跑关系伤脑筋。”他说除了小打小闹的家装外,无论干哪一行, 要接到一桩业务, 要么参加招投标, 要么经权力部门审批。招投标以前是定向的, 甲方把特殊条件一设定,不是预先内定的再有本事也中不了标。后来国家不准设特殊条件了, 又产生了围标, 围标也是有讲究的,经常花了许多钱却围不到。审批就更微妙了, 往往菩萨拜遍, 到处打点, 还是不如人家。我问现在好些了么, 他又露出一丝苦笑, 低了头,闷喝一盏, 然后岔开我的话题, 只说了句:“水太深了, 没哪里有例外的!”我于是想起了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老话题,想起了一片药一个医疗器械几十倍上百倍卖给病人的可恶现象。记得我的一个亲戚, 名牌大学毕业, 想靠本事吃饭, 于是不去考公务员,投资开了个公司, 专营洗衣设备, 心想这个领域应是公平竞争的, 凭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取胜是没问题的。不想一上手就傻眼了,他成了唐僧肉, 谁都要咬一口。虽说能赚些钱, 可那种低头求人的屈辱他实在受不了, 几年之后, 他洗手不干了, 考了个事业单位,工资不多, 却能抬头挺胸过日子。他说有了这个对比, 才知道什么叫尊什么叫卑, 什么叫屈辱什么叫体面。对于最新。我陷入了困境。心想这叫什么事?社会上没有了有效的规矩,没有了可控的秩序, 还是权力至上, 而且有恃无恐阳奉阴违。这样的人渣无处不有, 叫老百姓怎么活?缘就是这样, 生活把他逼出了山,又把他逼了回来。回来也一样, 还是要有关系, 要靠打点, 要低头弯腰, 要见人矮三分。难怪有人说进入商场, 能改变性情,再刚烈的性子也会变得柔弱圆滑。就像进了精神病院的患者, 出来后没有不孱弱的。我抬头望向对面的山林, 但见那些参天大树,都以其巨大的树冠, 霸气地挺立着, 奢侈地享受着阳光雨露, 而那些小树小草, 就只能在夹缝中艰难地求生存了,是那么可怜兮兮、弱不禁风, 多数都是遭受夭折的命运。我邀缘常来喝茶, 不必见外。许是谈得来的缘故,缘只要一放下手头的事儿, 也会时常过来。我们一同品着茶味, 各自想着心事, 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着。我总觉得那茶喝时少了甘甜,多了苦涩, 待到喝后细品, 又品出了一丝香味儿, 好像是希望, 是寄托。缘会吸烟, 可从不在我茶室点燃。我多次叫他尽管吸, 我不介意,他只是笑笑, 有时实在烟瘾来了, 就借故出去, 匆匆吸一支再进来。久而久之, 我对缘的好感与日俱增, 这里面有敬佩, 有同情,甚至有深深的怜悯。每当闭上眼睛, 总觉得在哪里都能见到这张脸:宽厚、慈善、负重、伤痕累累,却又透出坚毅、沉稳、倔强……

二、相关问题分析

法院经审理认为,建议对其从轻处罚。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有立功表现,且其揭发他人犯罪,其行为系赌博行为而非诈骗,被告人杨某辩解,于2011年11月28日提起公诉。

案件审理过程中,骗取人民币约64 000元,分得人民币约10 000元;被告人许某参与推牌九2次,骗取人民币约元,分得人民币约20 000元;被告人唐某参与推牌九2次,骗取人民币约70 000元,分得人民币约元;被告人程某参与推牌九1次,骗取人民币约134 000元,分得人民币约元;被告人王某参与推牌九4次,骗取人民币约154 000元,分得人民币约元;被告人王某参与推牌九3次,骗取人民币约204 000元,共计骗得冯某人民币约元。被告人杨某参与推牌九5次,达到控制输赢的目的,把小牌发给冯某,相互串通把大牌发给自己人,把大牌码在下面记住位置,以推牌九“开糊涂门”的方式,先后在程某家、许某家及杨某家组织牌局,被告人杨某、王某、王某某、许某、唐某、程某,共计骗取冯某人民币12万余元。2011年4月至5月间,多次在许某家组织牌局玩扎金花,将号牌存放在许某家中,并与被告人许某密谋,购置隐形眼镜及记号牌,被告人杨某伙同唐某,应以诈骗罪论处。

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某等六人犯诈骗罪,则预知胜负的一方的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特征,而参赌对方毫不知情,如为共赌者一方所预知,诈骗对方的财物的行为应构成。因为构成赌博罪要求决定输赢的偶然事实必须为共赌者所不预知,诱骗另一方与之赌博,或者采用黑话、暗语为号,比如参赌一方在赌具中弄虚作假,行诈骗之实,应以赌博罪从重处罚。出老千。

2011年4月至5月间,应以诈骗罪论处。

一、据以研究的

赌博“出老千”应以赌博罪而非诈骗罪论处

但是对以赌博为名,拒绝退还的,设赌者又使用或以暴力相威胁,应以赌博罪定罪处罚。参赌者识破骗局要求退还所输钱财,构成犯罪的,属赌博行为,行为人设置圈套诱骗他人参赌骗取钱财,而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按有关司法解释,其目的仍在于通过赌博达到营利的目的,而赌博活动本身则是凭偶然之事实决定输赢,是要引诱他人参加赌博,但这种欺骗与诈骗罪中的欺骗是不同的。诈骗罪中的欺骗即制造虚假事实,赌博犯罪中往往也伴有欺骗活动,以欺骗的手段非法取得公私财物的行为。其主要特征在于“骗”,依法实行数罪并罚。

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应以赌博罪和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应以赌博罪从重处罚;致参赌者伤害或者死亡的,拒绝退还的,设赌者又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应当以赌博罪定罪处罚。参赌者识破骗局要求退还所输钱财,构成犯罪的,属赌博行为,答复如下:

赌博罪与诈骗罪的界限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六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为人设置圈套诱骗他人参赌获取钱财,甚至将参赌者打伤、杀伤并将钱财带走的行为如何定性”的请示收悉。经研究,设赌者以暴力相威胁,当参赌者要求退还所输钱财时,请批复。

你院“关于设置圈套诱骗他人参赌,当否,而不能定赌博罪。事实上五张牌斗牛作弊技巧。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设置圈套诱骗他人参赌又向索还钱财的受骗者施以暴力或暴力威胁的行为应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

1990年11月12日

我们倾向于第二种意见,应定诈骗罪,使人信以为真。

采取弄虚作假进行欺诈,设赌只是一种诈骗的手段其实质仍属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更符合诈骗罪的特征,这种设置圈套诱骗他人参赌从中骗取钱财的行为已不同于一般的赌博,应以赌博罪论处。

第二种意见认为,设赌人和参赌人均以非法营利为目的,但其客观行为是实施的赌博行为,带有欺骗性,在赌博活动中常有设置圈套弄虚作假的情况,我们在讨论中有两种意见:vs。

第一种意见认为,诱使他人就范。对这种案件如何定罪的问题,还常以同伙参赌“赢钱”为诱饵,设赌者包赢不输。设赌者为骗取参赌者的信任,参赌者有输无赢,猜蓝变红,以致猜红变蓝,设机关,赌具。由于设赌人在红、蓝铅笔上做手脚,猜不中为输诱骗他人参赌,以猜中者赢,常见的是猜红、蓝铅笔,这种案件一般都是多人结伙在公共汽车、火车等公共场所公开进行的,应以赌博罪论处。

我省一些地方不断出现设置圈套诱骗他人参赌从中获取钱财的案件,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诱骗他人参赌的行为,设置圈套,最高法院研究室

最高人民法院:

附: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设置圈套诱骗他人参赌获取钱财的案件应如何定罪的请示 川法研〔1990〕45号

你院川法研〔1990〕45号《关于设置圈套诱骗他人参赌获取钱财的案件应如何定罪的请示》收悉。经我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对于行为人以营利为目的,最高法院研究室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1991年3月12日,以至于被害人到最后欠下巨债还以为自己运气实在太差,以取得被诈对象的信任,在整个过程中多方配合,诱使他人参与赌博并以欺诈手段控制输赢,事先设置骗局,各司其职,有序分工,新技术、高科技被犯罪分子充分运用到诈赌案件中。这种以赌博手段实施的诈骗犯罪往往经过缜密的安排,作为赌博罪处理则成为应当罚没的财物。正是基于此种原因,以德、日为首的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和司法判例都将“设赌诈骗”行为认定为诈骗罪。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设置圈套诱骗他人参赌获取钱财的案件应如何定罪问题的电话答复

综上所述,“设置圈套诱骗他人参赌”的实质是以赌博之名行诈骗之实,所谓的赌局其实只是设套者自导自演的骗局。两个司法解释关于赌博的相关规定既与我国刑法的犯罪理论不符合,又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相违背,也给实务中的操作带来一定的困难,不利于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因此,笔者认为,对于设赌诈骗案件应当区分不同情况做如下处理:对于以赌博之名行诈骗之实的行为,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如果被害人识破骗局,要求退还财物,设赌者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应当按照刑法第269条之规定,成立转化型抢劫罪;致参赌者重伤或者死亡的,按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相关规定处罚。这样处理,既符合犯罪构成理论,又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既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实现社会正义,同时也有利于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减少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维护社会稳定。

4.“设赌诈骗”案件中,犯罪分子利用日新月异的技术手段诈骗,在司法实践处理中,其财产损失在刑法上不能做为刑法意义上受到保护的个人财产,被害人因为参与赌博被定为赌博罪,被害人财物的处理也往往成为难点,犯罪是有利可图的事情。

3.最高院司法解释将“设赌诈骗”案件定性为赌博,而定赌博罪涉案金额必须达到法定的数额。可是在一般的“设赌诈骗”案件中,往往是行为人事前串通“三吃一”,而其个人的参赌金额往往达不到赌博罪的定罪起点,因此而逃脱法律的制裁。而被害人却很可能因为输钱的数额达到了定罪起点而被定罪。设赌局诈骗的人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而被害人却因为被害而被定罪处罚,这种处理结果显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这也是与我国刑法的目的相悖的。且在司法实践中,即犯罪之利大于刑罚之苦,这无疑是在向犯罪分子提供一个错误信息,打击力度也明显不够,现实中存在着大量的“参赌者识破骗局要求退还所输钱财,设赌者又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拒绝退还”的案件。依照前文分析,“设赌诈骗”行为应该定位为诈骗,再根据刑法第269条的规定,对于“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拒绝退还的”应该成立“转化型抢劫”,以抢劫罪论处。但是《批复》指出“参赌者识破骗局要求退还所输钱财,设赌者又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拒绝退还的,应以赌博罪从重处罚;致参赌者伤害或者死亡的,应以赌博罪和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依法实行数罪并罚。”这一规定也值得商榷。因为“在评价与评价客体的对应关系中,评价和被评价的对象如果不是互相等值对立,则不是违反了过度评价禁止原则,就是违反了评价不足禁止原则[5]。”所以,我们在对一个行为定性时,既要防止重复评价,又要避免评价不足。对于事先骗取财物被发觉后再使用暴力威胁,刑法将其拟制为一个抢劫行为,但是如果仅仅对于暴力行为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论处,事实上是将抢劫行为的侵财特征和暴力特征割裂开来,如此一来,对于使用暴力相威胁而又未导致轻伤后果的行为则难以评价,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人身权利,直接导致“设赌诈骗”的犯罪分子得不到应有的制裁和惩罚。

另外,有学者认为,“当行为人的诈骗采用了赌博方式进行时,行为人并非只构成诈骗罪,同时还构成赌博罪,二者是牵连关系”;由于被骗参与人主观上仍是想侥幸取胜,其“(赌博)行为性质不能因其他人的主观目的的变化而变化,被诈骗的赌博参与者既是被诈骗的对象,同时也与诈骗者共同构成赌博罪[6]”。该观点同样没有正确把握赌博本质特征。依据前述分析,“诈赌”行为的结局根本不具有偶然性,诈赌者绝对不能构成赌博罪,也就没有“赌博罪”与诈骗罪的牵连关系。被骗参赌人虽然有赌博的故意,但是并没有赌博的行为,其只是被骗、误导下错误处分行为,倘若仅因为其具有主观故意就认定构成赌博罪,明显陷入了主观主义的误区,所以说该见解是不妥当的。

2.其次,无论诈赌者实际骗得钱财多少,最高只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而诈骗数额巨大的,可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如果按照《答复》及《批复》将“设赌诈骗”行为定性为赌博,那么对于设赌诈骗数十万、上百万的行为人,最高只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而对于用一般手法诈骗数十万、上百万的行为人以诈骗罪要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这明显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赌博罪定罪处罚不会出现罪责刑不相适应的情况。

1.从罪刑相适应原则来看,将“设赌诈骗”行为定性为赌博会导致罪刑失调。一方面,将“设赌诈骗”行为定性为赌博罪极易放纵犯罪。依据2005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1条的规定,“聚众赌博”的成立需要达到一定的数额标准,即“抽头渔利累计达5000元以上、赌资数额累计达5万元以上”,也就是说,如果不能达到上述标准,就不构成赌博罪。诈骗犯罪最新司法解释数额较大的起点为人民币3000-元,其数额标准低于赌博罪的数额标准。倘若对于“设赌诈骗”行为定性为赌博,那么对于诈赌行为因未达到赌博罪的数额要求,只能作非罪处理,无疑会放纵罪犯[4],导致处罚上的不公。如行为人甲用一般的诈骗手法骗取4000元人民币,则有可能构成诈骗罪;而行为人乙设置圈套聚众赌博诈骗4000元人民币,未达到赌博罪的数额要求,不能构成赌博罪,只能做无罪处理,相比之下二者的处理结果明显极为不公,而且无形中给诈骗者指明了逃避刑事制裁的方向和途径,不利于打击“设赌诈骗”行为。扑克牌怎样出老千。另一方面,将“设赌诈骗”行为定性为赌博罪会导致罪刑不均。赌博罪的法定最高刑为3年有期徒刑,还没有现在这种数额巨大或特别巨大的现象,当时答复和批复针对的主要是街头骗局这种小打小闹的案件,两者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从侵害的法益角度看,该行为所侵犯的主要是财物所有权而不是社会管理秩序,所以说“设赌诈骗”行为不应该成立赌博罪,而应该以诈骗罪论处。

二、“设赌诈骗”行为的相关法律处理后果

3.从答复的起因来看,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设置圈套诱骗他人参赌获取钱财的案件应如何定罪的请示》中举例道:“这种案件一般都是多人结伙在公共汽车、火车等公共场所公开进行的,常见的是猜红、蓝铅笔,以猜中者赢,猜不中为输诱骗他人参赌,由于设赌人在红、蓝铅笔上做手脚,设机关,以致猜红变蓝,猜蓝变红,参赌者有输无赢,设赌者包赢不输。”可见,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钱财。所谓“赌博”仅仅是欺诈行为的幌子,被骗人是在错误认识基础上参与,进而误认为“运气不好”而交付钱财,完全符合诈骗行为的特征。

2.从犯罪构成原理上看,“设赌诈骗”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特征。诈骗罪的基本过程是:“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受骗者陷入认识错误或者继续维持认识错误——受骗者基于认识错误处分(交付)财产——行为人或者第三人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3]。在“设赌诈骗”案件中,诈赌人主观上是出于非法占有被害人钱财的目的,而不是营利的目的。其设置赌局不过是诈骗的手段和掩盖事实真相的方法,客观上实施的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而不是赌博行为。如果没有诈赌者虚构骗局的行为,被骗者也就不会陷入认识错误而“自愿”处分财产,所以说虚构骗局行为与被骗人陷入错误认识进而参加“赌局”而后输钱, 从本质来看,“设赌诈骗”行为是预先设计好了“赌局”的结果,输赢不具有偶然性,而是必然性,即一方必赢另一方必输,根本不符合赌博的特征[2]。对比一下网赌赢了20万庄家来找。从表面来看,“设赌诈骗”行为是赌博,但其实质上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参与赌博事实, 从赌博和诈骗的概念中,可以发现两者有以下一些区别:(1)两者的主观目的不同。无论赌博行为还是赌博罪,都以营利为主要目的;而诈骗罪则要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2)两者的行为方式不同。赌博主要是通过偶然事实发生与否来比输赢从而博取财物;而诈骗则是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使被害人陷于认识错误,从而自愿交出财物。(3)两者侵犯的客体不同。赌博行为和赌博罪所侵犯的是社会管理秩序;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被害人的财产权。从以上几点区别中不难看出,两者主要的区分在于第二点,即行为方式的不同。详言之,区分赌局和骗局的标志在于结果的发生是否具有偶然性,只要结果发生还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即使赌局中存在一些欺骗性的手段和行为,只要一方赢的概率不为零,那么,就可以认为这是一场赌局,而不是骗局。同理,如果因欺骗手段的使用而使得结果的发生成为一种必然时,赌局已经转变为实质意义上的骗局了。

诈骗是指行为人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手段,使他人产生错误认识并骗得财物的行为。诈骗行为的实质在于使受骗者陷入或者继续维持处分财产的认识错误并进而处分财产。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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